在序文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刚刚升起在文学星空中的傅太平。他的处女作小说《龙斗》，已显示出作家目光之锐敏，这篇小说以农村舞龙灯而引发的一场械斗为故事引线，小说内核则在深掘了中华民族自身——特别是在农民身上的顽症。之后，他在大型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中篇小说《雨季》《小村》《春天》等作品。作家善于从农村平凡的日常生活里，将酒曲酿成一杯杯醇酒，然后溶解于清水之中，使读者从其“寓浓情于淡雅”的品位中，为之沉醉。这后几部中篇小说中，他善于在无故事中展示农村故事，从农民日出而耕日落而息，以及江西农村农民生态百相中切入笔锋，在一幅淡淡的水墨画之中，使读者在艺术享受中痴迷。
行文至此，不禁有些汗颜。我在50年代，也算是乡土作家群的一员。相比之下，入选在新乡土小说集中的这些作家，落墨之起点，要比我们那一代人高得多了。不言而喻，其中客观上有个时代大背景对作家本身的影响与制约的问题；但就其作家的资质禀赋而言，也有“一代后人胜前人”的感悟。大江东流，一泻千里，在日出日落的岁月轮回之中，一切生命都会在轮回之中消失，但唯有真情的文学不死。
1995年5月8日于北京
[春华秋实——《艾明之文集》序]
人生一世有许多说不清楚的事情。比如：有的人常常见面，仍感到熟悉中的陌生；有的人几十年只见过几次，却终生难以忘怀。我和明之兄的情分就属于后者，我们仅仅有过一次出访澳大利亚时的几天相处，就在心灵里结下了彼此守望的结。
今年炎炎夏日尾声，接到从中国作协转来的他的一封信，信中言及他要出版六卷文集，希望我能写上几行文字，以志友谊地久天长。明之比我年长八岁，从文学的辈分上讲，我实在没有为明之写序言的资格；但面对信纸上那一行行歪斜的字体，我想他写信时的手指一定在颤抖，因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伤，涌上了我的心头：时间真是无情，曾经是笔飞墨舞的文苑一代风流，此时竟也变成了沧桑老人！那就让我自不量力地充当一回文痴，以简代繁地写上几句有关明之文学生涯的话语吧！
当今的青年读者，对艾明之这个名字可能感到陌生了。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他的小说、电影、戏剧创作，在文苑中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位置。我虽然没有读过他的全部作品，但他的长篇《火种》《浮沉》《雾城秋》、电影剧本《护士日记》以及一些随笔散文，还是拜读和观赏过的。留给我的印象是，他对文字的使用非常讲究，有的篇章十分华美，有的篇章又充满血色。文字如同画家手中的调色盘，不讲究文字编织的作家，如同弱智涂鸦一样，是无法走进读者心灵，让读者与作者产生心灵共鸣的。我认为，明之兄在这方面是个高手，因而他作品中的文字，常常孕生电闪雷鸣和大美无声、动静并存的效果。加上他筛选和编织生活的能力，他的作品中如磁铁吸石的引力，常常让读者无法放下他的书。
依稀记得在劳改年代，我值夜班负责护秋的时候，在窝棚里拾到一本已然十分破旧的书，那是艾明之的长篇《黎明》，此书是另一个值班人员遗落在那儿的，在无书可读的年代，那本书如同让我吃了一顿美餐一般，我记住了著书人艾明之的名字。当时我虽身处逆境，但文学细胞并没有因重压而枯萎消亡——我当时得到的结论是：这是一个骨骼里富于钙质的作家，他走进文坛是天赋使然。
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我才结识了艾明之。1980年我去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剧本时，第一次见到身材瘦高的他。特别是飞越地球赤道线的澳洲之行中，我熟悉了明之兄。似乎从那个时刻，我才知道了他铸造他文学之路的另一半：那就是天赋之外艰辛生活的磨砺。童年时的生活不幸，青年时代的国破家亡。因而，我们从他作品中，不难发现他苦耕时的犁痕。1942年，十七岁的他，只身逃离日寇统治的上海滩，不仅需要勇气，其行程之困难可想而知。也许正是这种不屈的精神，使他能一边舔着心灵的伤痛，在山城重庆生活的底层，伴着昏暗灯光，写出小说《上海24小时》。因而，当我审视明之一生的文学之旅时，不能不看到天赋之外的苦斗精神。二者融合为一，艾明之驰骋于中国文坛几十年，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去回眸中国作家的作品，在某些篇章中都留下历史的烙印和各种难以言喻的遗憾。我们只要翻翻大师们的作品，无论是郭沫若、巴金、老舍等都无法跨越历史对文学的雕刻。巴老在《真话集》中，对自己的审视已见诸文字，笔者在这里不想重复；仅拿郭老的诗来说，这位曾写下长诗《女神》的现代浪漫主义大师，在20世纪50年代写下的有关“百花齐放”和“大跃进”的诗篇中间，竟然也多了标语口号的排列，窒息了诗的因子。明之兄亦非圣贤，因而在他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些作品里，也无法逃避地残存了一些如是的文字；但是可贵之处在于，读者能从他的文字中，看到极力突破时代羁绊的笔锋，这种精神是无价的。
序文忌长。现将笔者去年涂鸦自嘲的人生四季，赠给明之兄，当作序文收尾：
我是秋草
也曾绿过
我是冬蝉
也曾歌过
我是萤火
也曾亮过
我是枯枫
也曾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