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主人公亚珂是个私生子，在中国历史的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中，他像一颗棋子，在方格格里跳来跳去。他不断与命运抗争，但始终没有能摆脱历史这张大棋盘对他的羁绊。他先后与混血儿尼娜（右派之女）、农村姑娘青草儿（地主之孙女）以及戈壁沙漠的女警察倩芬、矿山女性红菱产生过火一般的恋情，但这些都被历史的葛藤缠住手足终而成了泡影。在作者笔下，亚珂所经历的人生艰辛旅程（尽管也给读者留下灼热的爱和醉人的温馨），是悲剧性历史的缩影，是对真、善、美毁灭而唱的一首挽歌。
无可置疑，作者是把“人学”视若创作中的最高信条的。私生子亚珂被雪城一个公安处长收养后，与该地公安局长儿子的那场格斗，笔墨精彩纷呈；更为重要的则是要表现亚珂桀骜不驯的个性，他与社会的第一次撞击，回声之大，响彻了小说的全部篇章。亚珂自视为一个独立的人，走着他自己的路，到处的路标上都写着：此路不通。“文革”时他的路倒是通了，结果是女友尼娜因之送命，他沦为大墙之囚。作者以哲理思辨的诗韵之光，照亮小说中的人物。作品中的主人公亚珂自不必说，就连环绕“恒星”运转的那些“行星”，大都有其自己的光彩和运行轨道（其中红菱这个人物略嫌差些），因而作者呈现给读者的又是一部对“人学”的剖析。作者以其悲痛、嘶哑的颤音，呼吁着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全部复归。
我之所以把《红月亮》喻为凝血的诗碑，是由于作品不仅具有丰厚的社会内容，小说艺术还具有诗的含蓄和凝练。小说中的对话（包括人物对话、人物与自己灵魂的对话、生者和死者的对话）都写得极富有意境。作者文字飘逸俊秀，笔落处草木生辉，作者的审美情致，显然没有仅仅局限于社会功能，因而使作品具有诗一般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激情。
我非常欣赏作者描写腾格里大漠月色的那些章节，特别是神话中的白驼的穿插，使读者如痴如醉。大漠沙暴也写得十分逼真。和朦胧的月色交织，使画面连续在读者面前叠起；这就冲淡了这一章节中流露出模仿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框架的痕迹。
我想，作者能写出这样的处女作。绝非偶然。除了作者磨砺出来的艺术功力之外，生活积累的丰厚是个根本问题。否则，只靠面壁虚构，是难以驾驭这个题材，并把它写出光彩来的。作者的自白，也充分证明了这点。他说：
我是孤儿，不曾得到过母爱（九岁那年，来到大西北），便把冰山、戈壁、关塞、流沙认作母亲——严苛的但却给予我巨大生命能量的永恒的母爱。
坎坷的生活，锻造才能出众的作家，使其处女作《红月亮》一鸣惊人。当然，赵玄的第一部作品，也并非完美无缺。我不知道是编辑室把关的疏忽，还是赵玄同志“矫枉过正”（砍去的太多了）？小说的后两章比起前三章来，要逊色一些。特别是小说的收尾部分，中国古典戏曲大团圆的程式，在小说中留下投影。它不但是对小说和谐、完整的某种割裂，也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作品的真实性，这是“欲求其圆而必失其圆”的败笔，给读者留下了遗憾。尽管如此，从整体上去看，《红月亮》还不失为一部优秀作品，作家出版社将它纳入“当代小说文库丛书”出版，以激励后来人的奋进。同时，我们已致函作者，希望他在《红月亮》再版时，对后两章重作修订。以剔除璞玉之瑕，使血凝的诗碑浑然一体，矗然而立。
1986年夏于北京
[春兰待谢，秋菊已黄——序刘恒《东西南北风》]
在80年代尾声崛起的作家群中，刘恒属于那种不显山、不露水，却接连拿出一篇篇硬货，并撂出一声声绝响的角色。
蔫人出豹子。真人不露相。这是老祖宗洞察“万物之灵”留下的二句真经。刘恒外貌毫无锋芒，在言谈话语中有时还流露出一点点痴相。但你仔细观察一下他那双眼睛，就会发现那两个小小窗口里，蕴藏着的是一座并不安分的活火山，时不时地跳跃出一星岩浆的火舌。哪个是真正的刘恒呢？
几年前，我在北京作协搞专业创作，他在《北京文学》当编辑，我们在一层楼里为邻，竟然没能发现心里埋着一团文学圣火的刘恒。恍惚的记忆中，有个身材精瘦精瘦、肤色黑不溜秋，头发有些自然弯曲的青年，常缄默无言地坐在编辑部。就是这个刘恒，在80年代之尾，以虎虎生气，闯进了文坛，并迅速成为文学星空一颗璀璨明星。古人留下“大智若愚”这句话，在刘恒身上又是一句真经。
出版社的房树民同志告诉我，70年代末，刘恒曾在青年报文艺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他刚从基层调上来，连一封退稿信也写不周全。“十年树木”，待他刻苦自学，积足了精料之后，心中那把文学圣火，点燃了火山的狂烈喷发，那炽热的浆流，点着了文坛，也燃着了读者。在一段时间内，读者曾掀起了一股刘恒热。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作品，是刘恒自选的几篇代表作。由于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永恒地存在着差异，读者或编者也许对他自选的篇目会持有不同的见解。但就这本集子的整体而言，是一本沉甸甸的有深度、有力度的满弓之作。
首先，像出国热那般——一些青年作者，纷纷去附庸风雅到“新潮”下列队的时候，刘恒以其结实而恢宏的作品，宣布了与“玩文学”者或“鬼画符”者无缘。收在这本集子的六篇作品，还不能说都属于同一等量，但每篇作品的字里行间，都鲜明地流露出刘恒对中国这块黑土地的苦恋之情。从《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中，二百斤谷换来的曹杏花，到杨金山用二十亩地掳来的王菊豆；从《东西南北风》中赌博成嗜的赵洪生，到《杀》中的大保和王立秋……他们都是地地道道中国各个历史时期负荷沉重的农民。刘恒以极其沉重的笔锋，描写他们在人性的重扼和财魔的诱惑下，极其苍凉的悲剧性命运。刘恒有着偏爱编织悲剧的心理基因，但读者为他书中人物心颤之后，会很快发现他在人性的探寻与曝光中，常常带着对历史和文化的反思。这是思想深邃并对这块土地一往情深的作家，才能跨过的高度。能不能这么说，刘恒找到了属于他开掘的领地（他的近作，有向城市转移的趋向），这如同贾平凹魂系商州、李锐情怀吕梁；刘恒把文学情结，拴系在他涉猎的山乡村镇，以及在那村镇上繁衍生息的一代代农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