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酒情深——《酒魂西行》再版后记]
酒是有情物。人是有情物。两情燃烧，生活便在你体内孕生出文学艺术之花。
笔者从青年时代开始笔耕，至今已然是八旬老翁。在我接触的友人中，几乎没看见过一个酒不沾唇的文人。何以如此，实因文人中的绝大多数，属于性情中人，自然就与酒结下了人生缘分，继而成了生活与灵感的黏合剂，酒后行文如天马行空，使你欲停笔而不能。
古人留下李白“斗酒诗百篇”以及“酒后水中捞月死”之传说，虽属浪漫的神话，但酒是艺术的催生剂，则是许多文人的共识。当然，中国的酒事华章，绝非文人的专利，自古以来酒事故事上自帝王将相和宫中宠妃，下至众多商贾和庶民百姓，都留下与酒事结缘的佳话。比如：中国远古造酒之鼻祖，并非什么官宦中的能人，竟是为治水而忘我奔波的大禹的女儿仪狄。因其父为治水曾“三过家门而不入”，致使仪狄为其父亲做的饭菜，不得不倒入屋旁的树洞之中——久而久之，树洞中便发出异香，后来发酵而成为酒之浆液。这是一个普通妇女谱写出来的中华古老的酒事之源。
之后，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酒酿演绎出无数的豪迈华章：如后代戏剧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贵妃醉酒”等，都是一曲曲绮丽的历史酒歌。唐代诗人曾留下如是的酒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由此可见美酒与战争中的金戈铁马，是连为一体的双婴，足以使人为之震撼。这是美酒阳刚铁血的一面。与烽烟战火相对冲的另一面，美酒的个性能使人柔情似水，纤嫩如丝。其中最为典型的酒事故事，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酒中挚爱。这对才情男女，一块开起一个酒馆，闲下来时两个人有时对饮赋诗，有时在窗外琴台上抚琴吟唱。这都是美酒之魂的奇伟魅力，让才男秀女享受静美人生。还有一个以酒为魂的经典人物，那就是辞官后的陶渊明，他走进桃花源后，竟然将自己为官时的帽上纱翅，当作自酿白酒后滤酒的器皿，优哉游哉地享受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生。
笔者虽也贪杯，但无缘与上述铁血柔情故事链接——因为从1957年反右沦为人间之囚后，二十年间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尽管如此，酒浆仍然是我的强生之剂，记得在山西劳改煤矿挖煤的日子里，为了驱赶阴冷和潮湿，我喝过最低档的“白薯干酒”，它给我的冰雪人生增加了热能。正因如此，当1979年我平反回归北京文坛后，文友林斤澜、刘绍棠、邓友梅、刘心武陪同我去山西访故，被山西杏花村汾酒老总邀请到其酒厅饮酒时，我们曾以大碗替代酒杯，而留下一曲“文人不醉”的现代童话。
正因这些嗜酒往事，《酒魂西行》才得以诞生。当年这部系列小说，连载于上海的《文汇月刊》上，让我想象不到的是，在北京和台湾两地出版后，美酒之魂演绎出来这部带有魔幻色彩的小说，在2013年之初，凤凰联动文化传媒登门与我商谈此书再版之事。多亏他们慧眼识珠，从云南图书馆搞到了此书，因为我连此书的国内样本都丢失了。
感触良深之余，提笔写此后记，以示对凤凰联动和昔日读者的真诚谢意。
2013年1月14日于书斋
[泅渡者言——《文海泅渡》序]
一位西方的哲人，说过如是的两句名言：人类爱大海，因为身后有岸。
记得，我读到这两句哲言时，还是刚刚涉足文坛的青年，并没觉得这两句话有什么智慧含量。直到20世纪的80年代，我重返文坛后与诗人张志民、评论家顾骧等几位文友，应海军之邀出访西沙群岛时，才唤起我对那两句哲言的思考——因为我们在海上遇到了十级强台风。
当时这艘两千吨级的舰艇，在海上如同醉酒般上下起伏，巨浪冲上舰艇甲板，有的作家晕眩，有的作家呕吐；历经二十年苦难生活磨砺的我，虽没有出现文友们的病态，但当舰艇夜里在台风眼中不能行驶，不得不抛锚在大海，锚链随着上蹿下跳的巨浪碰撞，在舰底发出一声声巨响时，我内心突然升腾起了对海的恐惧。直到第二天黄昏，舰艇终于在暴虐的台风中驶到了西沙的永兴岛，上岸之后我才猛然明白了那位西方哲人两句话的深刻内涵，并反问自己道：“大海是非常美，但如果没有岸，还有人会对大海一往情深吗？”
如果把这个感悟，在时间上向前推移延伸到中国历史上的混沌年代，许多受难的中国知识分子，表演的不也是一曲曲浪与舟的悲歌吗？不同于我在海上遭遇强台风的是，一些身陷囹圄的文化人，在风浪中没有坚韧的舰艇甲板和厚厚的救生衣用以自保，而如浪中一叶叶风帆或一片片轻漂的浮萍，任凭“文革”年代的东西南北风吹来吹去。因而从这次出访西沙开始，海与岸的感知告诉了我，对自己经历的黑白岁月，应该有一个系统的回顾，不然不仅愧对昨天的历史，更愧对改革开放后的今天。
也算是文化的机缘吧，2012年底我才把《我的黑白人生》整理完毕，2013年金蛇之年的新春，三联书店总编李昕先生便冒着寒风带着一位编辑亲临书斋取稿。此举让笔者感触良深。我之所以有如是的感悟，实因文化中商业因子不断膨胀之故，有些文学书籍的出版单位，便以“金钱”二字当成出版的终极目标；而我笔下的文字，是“以真为镜、以史为魂”的沧桑文字，三联总编亲来登门索稿，让我在蛇年伊始，似又看到了出版界的一线曙光。因而我特意给三联来取稿的伯乐，沏了一壶浓香的铁观音，在边饮浓茶边畅谈出版界当前百态时，李昕先生道出了三联的出版标准：“只要是号准中国历史脉门之作，无论是喜歌还是悲歌，都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强国之梦有利，因而只要是书写历史真实之作，都在我们三联的出版视野之内。”
我说：“只有将月残和月圆都纳入文化视野，才是中国历史的全圆。沉溺于歌舞升平者误国，卧薪尝胆者兴邦。祝三联在实践中华民族强国梦中，百花吐艳，硕果满仓。”这不仅是我对三联的美誉，也是对文化出版界的期冀。故而以此“泅渡者言”为《我的黑白人生》书序，在以励国志的同时，并慰藉那些昔日在历史台风中，因落水而仙逝的众多知识界的英魂。
2013年5月下旬于书斋
[序友人书]
[童心与历史的回首——序韩汝诚《乌兰察布眷情》]
暮春时节，接为汝诚同志中篇集作序之函约，欣喜之余，心甚惶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