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我文学生命的复苏，是从《大墙下的红玉兰》开始的（《远去的白帆》虽然写在七五年，但发表较晚）。小说发表在1980年《收获》第2期上。后来收进“收获”丛书时，我写下一篇简短的“后记”。上写：“我是一颗半枯萎的种子，而《收获》这块沃土，使我萌发，使我开花，使我结果……”这是我的心声。在发表《大墙下的红玉兰》之前，1978年5月我在《上海文学》发表的短篇《女瓦斯员》，是为了在文坛重新亮相而写，虽然文笔清新，但基本上是我50年代创作手段的延续，无深刻的思想内涵；1978年8月我发表在《北京文艺》上的短篇《春水在残冰下流》，则是一篇比《女瓦斯员》还要逊色的平庸之作。因而，可以这么说，《大墙下的红玉兰》的问世，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死而后生，还是我告别50年代创作模式的一个新的起点。当然，这个起点的赢得，包括了许多因素：历史的珍贵馈赠，生活主轴的变化，艺术观的发展……但从主观上去探索，由于执愚而产生的勇气，是新起点的第一要素。
之后，我的创作进入了井喷时期。《献给医生的玫瑰花》《泥泞》《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第七个是哑巴》《伞》《燃烧的记忆》等以描写大墙生活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相继问世。之所以产生了这个井喷，主、客观上有三个诱发因素：
一、长期的底层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我是在1957年被划右派后，1960年升级处理送去劳动教养的。1957年到1979年的二十多个年头中，我像一朵失重的蒲公英，被时代的季风吹到一个又一个生活的码头。我在风沙弥漫的塞外，戴着柳条帽开过铁矿；后又飘落到渤海湾的一个大劳改农场，从事各种农业劳动。“文革”的暴风把我吹到了山西，先后干过工业、农业、矿业、化工等各种活。生活实践不仅磨砺了我的生存意念，还丰富了我的各种知识。当然，给我感受最深的是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从劳改干部到卑贱的囚徒，从学者名流到江湖骗子，每天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使我的感情时而为之沸腾，时而怒火中烧，时而悲天悯人，时而暗自感伤。对一个文学工作者来说，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是并存的，生活积累是感情积累的先行，感情积累是生活积累的升华。因而在我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这种财富的增长和我年龄的增长是成正比例的。到1979年——我四十六岁时，我额头上的深深皱纹里已经是一座座待探的矿藏了。这不能不说是创作之“井喷”的依据之一。
二、长期被禁锢、封闭的创作意念的炽烈燃烧属于我的主观因素。读过我写在长篇小说《北国草》中的“卷前语”的同志，可以对我的创作欲火有个概括的了解。那就是我始终没有因生活沉重的负荷，而想扔掉自己手中的笔。1963年，我曾经给孙犁同志写去一封没有地址的信。信中向我的启蒙老师，表示了这样一个信念：生活处境无论恶劣到什么地步，我不能舍弃我的文学创作。在送我去劳改农场改造之前，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动手写过北大荒的长篇。进了劳改农场，笔耕的最低条件也不具备了，但创作的意念，并没因身陷囹圄而褪色，我曾用给我爱人写信的方式来磨炼笔头，并在笔记本上勾画下只有我看得懂的各种符号。记得那是在山西一个劳改矿山旁边的小村，我读雨果的《悲惨世界》着了迷，竟然在更深午夜大段大段地抄写起那些使我潸然泪下的章节。到了1975年夏天，我在一个濒临黄河的劳改农场当统计员，我个人有了间窑洞，有了一张属于我的办公桌子，这种创作欲念付诸了行动，我写出了《远去的白帆》初稿（当时题名《流星》，小说脱稿后，我立刻给刘绍棠写了封信报告给他这一讯息）。因此，当我回归文坛之后，产生创作的“井喷”则是必然的了。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进一步解除了思想禁锢。《大墙下的红玉兰》披露之后，曾经引起了一场不算小的风波。给编辑部写匿名信，攻讦其为“解冻文学”者有之；“难道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吗”的论者，指责其为“丑化社会主义”的尤其不乏其人。回首一望，最使人心悸的是，某省一个劳改单位自动对号了，上告到省劳动局，该局竟然召开了该系统许多劳改支队的政委会议，并形成决议，用打印的文件指责我攻击了该省坚如磐石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历史没有重蹈覆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其锐不可当的声势，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左”的危害进行了“拨乱反正”，《大墙下的红玉兰》才得以生存，并获得第一届全国中篇小说奖。
在回顾我这几年文学脚步的时候，我不能忘记那些有良知、有见地的评论家。在我承受着压力的时候，他们像保护一个新生婴儿一样保护了我的作品。荒煤、冯牧、阎纲……包括一些在公安部门工作的同志，他们给了我以道义上的支持——尽管它并非完美无缺之作。除此之外，同辈文友间的互相激励、相互竞赛，也给了我不小的力量。王蒙从新疆回来了，绍棠从通县回来了，友梅从鞍山回来了，他们都向读者呈现出佳作，我自己也不甘落后而奋起直追。这些也都是促使我在创作中产生“井喷”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归根到底，还是那三个强大的主、客观条件，以及我的执愚禀赋。
已故作家周立波曾经说过：文学是愚人所从事的事业。我信奉这句话。当然这里所说的“愚”字绝非痴、呆、奇、傻的同义语，而是指从事这个工作的人，要有一种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不要去看时令风向，不要去附庸于一时的风雅，更不要写那些违心之作，而要像沙漠之舟那样沉默地、结实地走自己的路。
既然是“井喷”，总是高质原油、低质原油、泥沙和地下水掺和而出。回首几年的创作成果，能使自己稍感满意的作品寥寥。那些1978年以亮相为目的发表的作品，多带着50年代文学的烙痕，除去我前边持否定态度的短篇《春水在残冰下流》之外，短篇《吕梁情踪》亦属劣品。相反，1975年我在一个窑洞里匆匆写下的中篇《远去的白帆》，经过几年时间烟尘的磨砺和检验，至今读起来还使自己心神战栗。这种文学现象似乎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问题：文学要作者喷血，文学要求实感真情。当我在1975年揣着一颗如铅的心，悲恸地回忆饥荒年代的劳改农场并把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素质和复杂感情写在纸上时，并没想到我要拿出去发表它，而是完全出于义愤，出于真情，因而作品中绝少杂质。在艺术流程上，它也是浑然一体的，是经得起检验的。第二届全国中篇小说奖给予它，我问心无愧。在1983年，北京市作协举办我的作品讨论会时，我坦率地说了大意如下的一段话：“如果要叫我自己评论自己的作品，《远去的白帆》无疑可以代表我80年代初期的作品高峰。当我们这代作家作古之后，我们的后代如果有兴趣翻阅评价这些已然去见上帝的作家的作品，我自信《远去的白帆》可以不会使后代太失望，让它在今后几十年的历史中去接受检验吧！”我一向是个谦逊的人，在那次会上，我第一次流露出一点“狂气”，但它“狂”得真实，“狂”得自信。
时间进入了1985年，我沉默了好长时间。这不是我已经掏空了二十年的生活库存，没的可写了。不，我正在开始写一部总题为《鹿回头》的八部系列中篇，八部中的第一部《风泪眼》已经完成了第一个章节。也不是由于我年过五十已近枯竭，从文学创作这个角度来说，这年龄正是我的黄金岁月。我之所以沉默了一段时间，除了读书之外还在剖析总结自己的创作，以求自己的创作有一个更新的高度。
1.执愚固然对创作十分可贵，但它非常限制我在艺术上的宏观视野。执愚的作家常常追求结结实实的人体美，而轻视人身上的华装。当然，穿着华丽时装的稻草人，是文学的癌瘤，不足以取；但结实的人体配上合身的衣裳——最好的艺术表现形式，则能使作品容光焕发。
2.写生活中的活人，更充分地尊重客观生活。在《啄木鸟》组织的一次我的作品讨论会上，有一位评论家，提醒我注意某些作品中的人物的黑白对比度有过于鲜明的迹象。这个意见对我震动很大。我想，导致我的这个偏颇的原因是我过于强烈的主观倾向性，制约了对社会和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开掘和描写。如果不给予足够的注意，势必把“文学即人学”简单化，从而导致作品的程式化、人物的单一化。这就意味着文学创作生命的终结。
3.沿着现实主义深化的道路继续迈步。现在并不像有些作者说的那样，现实主义已经过时；恰恰相反，现实主义在历史新时期，正在显示着它丰腴的青春年华和深厚的底蕴威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当代文学所以熠熠发光，正是现实主义深化的光辉成果。翻看自己近几年的作品，虽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还不能使自己满意。我列举过的几篇平庸苍白之作自不必说，就拿那些档次稍高一点的部分作品来说，在深化现实主义上仍然大有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