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她回到了餐桌旁，原来她是去买香烟。那一股股拂面的蓝色烟雾，一会儿遮住她的眼睛，一会儿又遮住她的两片红唇。看着她那郁郁的脸色，我总想说两句劝勉的话，因为她只身踯躅香港，父母还都在台湾；可是说些什么好呢？难道两句空洞的安慰，就能解决她的现实问题吗？刚才提起她的结婚问题，已经很伤她的心了。
还是登科比我敏锐，他说：“你应该鼓起勇气来，正直地生活下去。我们安徽也成立了电影制片厂，如果有机会，可以到我们那儿去演个什么角色。”
“谢谢！”她眼角有些湿润了，把头扭向一边。
飞机起飞的时间快到了，她和许多为我们送行来的朋友一起，为我们拎着旅行包，一直送我们到海关入检口才默默地和我们挥手告别。
此时，飞机上的电影已经放映完毕，我还沉浸在忧郁之中。扭头望去，明之虽然闭合着双眼，但睫毛还在不停地颤动；登科则在大口大口地吸烟，圈圈烟雾在他额前萦绕。他们在想着什么？也许同我一样，由银幕上那个女演员而联想到香港那个女明星的命运？还是正思考着留在身后的夜香港？
“盖巾下的新娘”
飞机穿过赤道线，一缕金色的阳光从舷窗的间隙投射进来。我低头看了看腕上的“西铁城”牌手表，时针刚刚指向早晨四点半。最初我以为是手表坏了，放在耳边听了听，它“滴答滴答”走得正带劲呢。一位空中小姐用标准的中国话告诉我：“先生，不是你的手表有毛病，澳洲和北京时间差三个小时，这时是澳洲的七点半，请拨一下你的表。”
凭窗外望，天空碧蓝如洗。记得在祖国看日出，太阳是从东方偏南一点的方向冉冉上升；而这里，遥看蓝天上那轮红日，则是挂在东北方向的一团火球了。我立刻意识到：这儿离我的祖国已经相当遥远了。
俯首下望，大地上一片赭黄，很难寻觅到一丝绿色。这种单一的颜色，使我想起戈壁沙漠，也使我想起黄河的排天浊浪。这就是被人称为“美丽得如同俏丽的新娘”般的澳大利亚吗？记得在北京临行之前，去过澳大利亚的朋友对我说：“去吧！朋友，走访过堪培拉、阿德雷德、墨尔本、悉尼几大城市之后，你会增加对美学的认识。”可是她究竟美在哪儿？娇艳在哪儿？机翼之下旋转的大地，不分明是黄脸老太婆嘛！
只有当飞机在悉尼徐徐降落时，我才逐渐认识了澳大利亚的婀娜风姿：这里既有现代化的宏伟建筑，又有古老的维多利亚式各色漂亮的房屋。50年前建成的悉尼铁桥，在海湾里像一线隆起的弓背；世界闻名的悉尼歌剧院，像几个张开嘴的巨大贝壳，吞吐着身旁起落的海潮；又像几叶银帆，在蓝色的海湾里扬帆起锚……
从机场通往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的路上，我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这里的房屋建筑，绝少有相同的式样；就像马路两旁的行人的衣服，很难找出来相同的式样一样。澳大利亚人似乎很注意色彩，突出个性；就连那流水般奔驰的汽车，车身也是红、橙、黄、绿、青、蓝、紫等多种颜色，而唯独缺少黑色。这奔跑着、移动着的斑斓色彩，和城市里的奇特建筑交相辉映，加上到处是浓荫和绿色的草坪，使城市显得千姿百态。
我认识你了——澳大利亚！飞机上看见的一片单调的赭黄，那是你待开发的沙丘，那是掩藏着你秀色的一块盖巾；当人们撩开你的黄色盖巾之后，你，不愧是一位“俏丽的新娘”。
格里芬湖畔的沉思
由于我们归途中还要重访悉尼，所以只在悉尼逗留了两个小时，当天下午就飞往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次日清晨，在霏霏细雨中，我们在澳大利亚朋友和大使馆翻译小郭陪同下，到格里芬湖畔去漫步。
堪培拉的城市建设只有60年的历史。60年前，澳洲人按照一个美国大建筑师格里芬的设计蓝图，开始建造这个地处墨尔本和悉尼之间的新兴城市。今天，它已经是澳洲政治、外交事务中心，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大厦和联邦高等法院都设在这里。我们漫游的格里芬湖，就是为纪念那位杰出的设计家而命名的。
尽管天下着如烟似雾的蒙蒙细雨，但堪培拉的秀丽姿容依然可以尽收眼底。那五颜六色的方块块，是城市的房屋；除此之外，哪儿都是碧绿的草坪；淡蓝色的格里芬湖静静地躺在绿色的怀抱之中，就像是镶嵌在一片天然翡翠上的一块蓝色宝石。白羽白翅的海鸟和黑羽黑翅的尖嘴黑鹰，就像陪着我们散步的朋友一样，在我们伸手可及的地方溜溜达达。
“瞧！这里的鸟儿是不怕人的。”登科用浓重的苏北口音，向明之和我宣布他的新发现。
“这儿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任何人都不许伤害鸟类。”翻译小郭对我们说，“谁要伤害一只鸟儿，罚款500澳元（相当于人民币近1000元），所以这里的鸟儿非常厉害。你们看，那一身黑的鸟儿，在它怀孕期间，经常主动向人进攻。一次，我们使馆有个同志正在草坪上走着，那浑身黑的鸟儿，居然飞落到他的头顶上，用尖爪抓破了他的头皮。”
“会有这种事？”明之惊讶地说。
“是的。”给我们当向导的澳大利亚朋友，含笑地对我们说，“我们这儿不但有‘鸟害’，还有‘鱼害’呢！”他告诉我们一件这样的事：不久以前，由于格里芬湖鱼太多了，政府不得不千方百计地鼓励人们钓鱼，以解除“鱼的污染”。负责湖泊管理的官员，为了吸引市民来捕鱼，竟把一条大鱼的腹部切开一个小口，塞进去一枚相当于1000澳元的金币，缝好后，把这条鱼放回到湖里去。于是持鱼竿钓鱼的人和划小艇捕鱼的人，接踵而来，这段时间，几乎成了堪培拉的钓鱼节日。
“有人捞到那条腹中藏有金币的鱼吗？”我问。
“这个我倒没听说。”向导腼腆地笑了，“但是由于鱼多而产生的‘鱼污染’解除了。”
我们听后，不禁放声大笑起来。我对这位澳大利亚朋友说：“我们倒情愿我们所有的河流，都出现‘鱼污染’！”
他笑了：“中国人口众多，恐怕很难出现这种生态失调。”
澳大利亚朋友这句极其平常的话，似乎触动了我的心弦，我不禁想起云天之外亲爱的祖国。是的，我们的人口实在太多了！澳大利亚的面积比我们少200万平方公里（770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却只有1400万，相当于中国人口的七十分之一。假如当初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不被认为是谬误，不被批得体无完肤，而早一些节制中国的人口膨胀，也许我们会比现在富有得多。
我们再不能搞人口的“小麦密植”了。
我们宁要“鱼污染”，也不要人为地制造贫穷了。
格里芬湖在对我这样说。
书海情
次日上午，雨过天晴。我们应邀去堪培拉大学亚洲研究院，与该院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师生见面。当我们走下汽车后，该院图书馆主任许炎先生，领我们先去藏书馆参观。我们在“书墙”间穿行，两旁书架上摆满了中国书刊。文学书刊中从《诗经》《左传》的各种版本，直到当代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应有尽有。许先生还特意抱来我们三个人的著作，叫我们题字留念。这一摞书刊中，不但有登科初登文坛的《活人塘》、明之的《护士日记》，还有我的少作《七月雨》。许先生把《第十个弹孔》摊在我面前说：“这本书我们当时没有能够订到，但是为了积累中国作家完整的资料，我们花了60元港币（折合人民币近20元）从香港旧书店买了来，而这本书在你们国内只卖几角钱。你看——只卖0.5元。”他指了指书籍封底上的定价。
我笑了：“花20元人民币去买它，这太不值了。”
许先生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听了我的话后，好像有点不太高兴，因而皱了皱眉，不失礼貌地说：“不能只从经济价值上去考虑，而应当从研究的价值上去着眼。研究工作是件十分严肃的工作，不能望风捕影，要以资料为根据。”
在远离祖国的澳洲，能看到自己失散了多年的少作，已经使人心情激动了；听了许先生这番话，更觉得他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特别是当我从“书海”之中发现王蒙、绍棠、友梅、浩然、文夫、晓声、张弦的著作，也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时，我不禁对这位许炎先生起了肃然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