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仿佛回忆起了什么往事，眉梢忧愁锁在一起。她叹了口气，低声说道：“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核心，是理智和感性的真诚。为了‘真诚’二字，我自己为自己设置了许多羁绊。在台湾，我强制自己两年间不和任何作家进行往来。一是使自己能审慎地对这些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和思考；二嘛，人是感情动物，我生怕掺杂进来个人的偏爱，下笔时笔尖倾斜，从而失去一个评论家的公允。”
“囚禁自己是挺苦的差事！”我说。
“但我必须这样做。”她还告诉我：她祖籍湖南衡山地区的农村，1952年诞生在台湾，1968年才离台来瑞士定居，但她的父母和兄弟仍在台湾。她在欧华学会闭会之后，将去台湾省亲。
她提起故籍湖南，我不禁哑然失笑了。
她不无惊讶地望着我。
“我想起你对你的一位同乡作品的尖刻评论。”我仍止不住笑，“在你的评论集中，对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之类的东西，竟然用了‘除了一片滥情之外，一无所有’的词句。”
“对无病呻吟之作，难道不应该吗？”她很认真地凝视我。
“痛快极了！”我解疑地对她说，“当我读你这篇评论文章时，如久旱适逢甘霖，从头顶爽透心扉！”
“真？”
“真！”
“你是我在海外接触的第一个大陆作家！”她微微而笑，亲切地对我说，“没想到第一个就是文学上的知音。”
我俩相约，第二天去东柏林游览时一块儿去，一块儿吃饭，以有更多的时间探讨文学问题。遗憾的是，因身份问题，她在民主德国边防哨卡外被拦住。当天晚上，我邀请她到我下榻的寓所来喝冷饮，她进门坐定，便连连咳嗽起来。
“你感冒了！”
“是的。”
我忙掐灭了手中烟。
“谢谢，你很敏感。”她说。
“作家都有一根极为敏感的神经。”我说，“第六神经预告我，今天晚上你可能要对大陆当代文学发表点意见什么的。请直言不讳，以对台湾作家同样的直率坦诚对大陆，我洗耳恭听！”
她笑了：“我读得不多，发言权不够。”
“这不是‘龙卷风’的性格。”我提醒她。
她用上牙尖咬住下嘴唇，用手背顶着下颌，沉吟了片刻，低声地说：“……该怎么说才准确呢？从总体上说，台湾和大陆作家的作品各有千秋。由于多种因素的缘故，大陆作家的作品影响，远远超过台湾，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但是，我想请你转告大陆作家一点的是：如果哪一位作家，在大陆之外受到青睐，那么他先不要兴奋，应该清醒地问一问自己的作品，是它的水平达到了世界的高度了呢，还是作品的内容满足了西方对东方古老原始、落后的猎奇心理了呢？坦率地说，不能排除大陆上那些发红的作家中，有以古旧的新闻价值去迎合西方商品趣味的人！”
我先是惊愕，后来，激动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说得太好了！”
她仿佛也被我的情绪感染了，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想说些什么，但连续不断的咳嗽声，压抑了她再说下去。待咳嗽声稍稍停止，她用着力气说道：“对于大陆和台湾作家来说，都不能失去自爱、自重和自崇，文学不能离开这个支撑点去奢谈走向世界。”
当夜，我失眠了。我从床上爬起来，走近窗户，望着路灯下雨丝连绵，更增加了几分忧患思绪。诚然，我们一些作家的作品所以能走出国界，绝非皆是展览陈旧“国粹”之故；但是，不是也有“商女不知亡国恨”，专门卖唱“后庭花”——并以此而沾沾自喜的人物吗？！想到此处，不禁对龙应台增添了几分敬意。而这种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于是我打开皮箱，寻找可以表达这种心情的礼物。还算不错，箱子角落里保留了一颗用琥珀色玉石雕成的“落花生”。
我觉得这件礼物送给她非常合适：曾经写下名篇《落花生》的已故作家许地山，也落生在台湾；“落花生”在许地山笔下，是朴素无华的象征，他曾嘲笑那些红桃艳李，把果实悬在枝头，而赞美落花生把果实结在地表之中。龙应台从心灵到外表具有落花生的朴素，又具有落花生的甘居寂寞（把自己锁在小屋中行文）之风。最重要的是这颗“落花生”的根紧紧地联结着泥土，龙应台叫我转致大陆作家一席深情的话语，不是她那难以割断对故土缕缕情思最充分的流露吗！
欧华学会临近闭会的前一天中午，我正在餐厅用饭，龙应台走到我的餐桌旁，郁郁地告诉我，她今天下午就要提前飞走了，我惜别地望着她：“我能为你干点什么吗？”
“不用。我一切都收拾好了！”她喃喃地说，“你是我结识的第一个大陆作家朋友，只是我找不到更好的礼物送你，这盒巧克力，带给你的小孙孙吧！”说着，她把系结着彩带的精致糖盒递给了我。
“是因为那颗落花生吗？”
“不，因为我们的相识相知。”
在欧洲华人兄弟姐妹面前，我们热烈地拥抱话别。
1987年秋
[忆玛尔卡]
为了体验德国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在柏林期间，我曾在一个公务人员家里住了几天。到了那个幽静的小街，走进了她的住所，经翻译介绍，我才知道她是个独身姑娘。
她叫玛尔卡。
她很漂亮。
仅仅出于她对中国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崇敬，便腾出她的卧室，留给我和翻译，她自己搬到客厅的沙发床上去住。在德国的风习里，这是对友人最真挚的情谊了。
卧室小而干净，客厅大而无华。这大概是德国人超越白领和蓝领差异的一个等同的居住模式。我在玛尔卡那间有20多平方米大的客厅兼书房中，用目光搜寻了老半天，才从书林的夹缝中，看见一个约八九英寸大小的电视机。她月薪近3000马克（折合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左右），而且德国电器价格便宜。按照中国家庭心理惯性，有经济条件的总要配上个20英寸以上的直角平面电视，才算得体。而许多家庭很怠慢电视。玛尔卡说：“那上边说的、演的，都是加工的合成品，而非天然。我买电视的作用，仅仅是每天看看世界新闻和天气变化，好决定能否出门旅游，或者旅游时是否要携带雨伞什么的。除此之外，它是个多余的摆设。”这种生活观与中国家庭的生活观，若同南辕北辙，毫无共同之处。
每天晚上，我出访回来，用钥匙捅开这个一口之家的门锁之后，便和翻译坐在她的客厅里，等着女主人归来为我们烧饭。她很热情，不许我们在外面吃饭。为防止我们寂寞，她把她的一本相册，放在沙发上——因为我看不懂德文书籍。
我对翻译小王说：“这能算个家庭吗？”
小王说：“算。”
“好像原来不止她一个人。”我从相册上看见一个留有胡须的青年人与玛尔卡相依相偎的照片，“是不是分手了？”
小王也推断，玛尔卡可能曾经有过爱情，又可能出于什么缘故，这条爱情之舟沉没了。我耐不住好奇，终于在一天晚上，向玛尔卡提出了这个疑问。她笑了笑，讲了一番话后，又摇摇头。小王吿诉我，玛尔卡说她有过爱情，现在她还在爱着那个照片上的男青年，只是暂时分居，不能叫爱舟已然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