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慨之余，不禁想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似也不缺一些迎合之作，有的作家把裹脚布及辫子之类摆上货摊；本来这些玩意儿都属于民族的残缺，出示这些东西是一种心理超越，但是作家玩味它考证它，使人不能不产生秦淮河商女卖唱《后庭花》之思虑。遗憾的是，我们有些评论家还对这些裹脚布之类捧而嗅之，鼓而吹之，实不知艺术良心在天何方？彼岸又在何处？二次进入西柏林时，台湾著名评论家、绰号“龙卷风”的龙应台，倒是一针见血。她说：当我们一些走红的作家，受到世界青睐的时候一定要清醒，看看是靠作品的艺术性走向世界了呢，还是仅仅迎合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古老、蛮荒、落后、居高临下俯视的趣味性？此话说得真是到了火候，其他废话都用不着再说。
从“幻想世界”返回真实人生，似感十分疲累，颇有“鬼洞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之感。看高速公路上你争我夺拼命加快的“奔驰”，对应一下“鬼洞”中之牛头、马面，心里五味倶全，真是说不出来的惶惑之感。
回到寓所，拨通了波恩通往维也纳的电话，在电话中对张洁骂街。
张洁说：“你是怎么了？”
“游了死鬼洞，想起了活鬼！”
“什么死鬼活鬼的？”她愕然。
“7月到维也纳再和你说吧！”
“现在就说。我在听着！”
“不行，电话费用太贵！”
“你这个人……”她的脸一定气白了。
“再见——”我挂电话。
莫名其妙！连我自己也不知在干些什么。当天晚上，波恩黄凤祝先生招待中国作家们进晚餐时喝茅台。我忘记了应有的礼仪，拼命和别人碰杯，晚上倒下便睡，一觉睡到太阳照耀波恩。
九、S先生与赛德尔夫人的肖像画
据说，人酣睡之后的清晨，是理智绝对战胜感情的时候，仔细回味昨天游“鬼洞”的心路历程，似不仅仅由“鬼洞”刺激而带来的感情宣泄。
在波恩的“中国文学周”上，心中已涌起阴云。尽管主人S教授，亲临会场主持会议，并由其学生用德文朗诵了每个中国作家的小说。仍感中国当代文学，受到不应有的礼遇。比如：在文学周开幕之前，玛拉沁夫代表中国作家要求德国朋友在用德语评论中国文学时，中国能配备翻译译明要点。S教授表示接受这一合理要求，但当研究当代文学的德国朋友，在讲坛上作长篇发言时，不懂德语的中国作家此时就成了可有可无的装饰——好像我们这些作家，都是为S教授的权威形象而停留在会场的木偶。对不起，中国作家的身价并不那么低贱，像高晓声、张承志、莫言、张炜、叶文玲、王安忆……都可以堪称国内知名作家，让这些活人在台下当聋子，当陪衬，当垫脚石，这不是中国作家的性格。于是，我带着这几位兄弟小姐妹，从前排起立悄然退场，出于起码的礼仪，会场上只留下玛拉沁夫和随团翻译金弢。酿成如此的后果，责任并不在于中国作家气盛，而在于会议主持人自食许诺，把中国作家视若摆设。中国固然比联邦德国经济上落后许多，但我们的国格和人格并不卑贱；中国人个头儿或许比西方人矮一些，国格和人格却不比西方人低一分。我们是很欣赏德意志的严肃认真，而不能容忍S的轻薄和傲慢。
其实，有的被冠以汉学家雅号的人，恰恰和这个雅号并不相称，对中国当代文学他们知之甚少，言必盛赞诗人××，除此之外，不知中国还有文学森林。其实，倒是那些汉学系的学生，博览中国当代文学，能谈出一点门道来，确是一个事实。
一天，在餐桌上高晓声对此直言不讳。他说：“S教授！你并不太了解中国当代文学！”
“讲讲你的道理！”
“比如，中国当代文学区别于过去的最大特征，究竟是什么？就在于它追求严酷的真实。这点，你就没有提到。”干瘦的高晓声，以超人的勇敢，向S教授提出质询。
S支吾着：“当然……这个问题……”
我赶忙举起酒杯说：“饭桌上还是谈吃喝吧！B教授能喝白酒！咱们干了它！”
我支开了话题。
这个记忆深邃而鲜明，加上“鬼洞”引起的不快，想起了那些活鬼，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好在游“鬼洞”的第二天，适逢赛德尔夫人过生日，她邀请中国作家们乘一艘漂亮的游艇畅游莱茵河，莱茵河沿岸的景色，把淤积在我心中的不悦冲淡了。
赛德尔夫人绝不同于S先生。她对中国的热情除去过于童真的部分（第二章已经写过了），剩下的是绝对透明无瑕的真诚。S先生作为一位教授，在文学周中赤裸裸地扮演了钓鱼的角色，但又连钩子上的鱼食也不下，坐享其成。比如：举办中国文学周的经费，包括翻译中国作家作品之费用，一律是由赛德尔夫人支付的；在波恩期间中国作家的食宿费用，由雅知出版社的黄凤祝先生支付。但是，每到中国作家在黄凤祝先生的酒楼吃饭时间，S先生携其中国夫人必准时到场。莫言曾对我耳语说：“哎！德国的知识阶层中，也不缺‘铁公鸡’‘玻璃耗子’‘琉璃猫’。这真是开了我庄稼小子的眼界。”
白发苍苍的赛德尔夫人，却是德意志土地上的另一种人。她个人生活十分简朴，据接近她的中国留学生王卫国告诉我，有一次她在家里请客，剩下了一盘沙拉，她把“沙拉”放进冰箱，独自一人吃了一个星期。“三明治”或“方便面”之类，是她日常的食品，但对她能看重的友人，则呈现出她那颗赤诚的心。她向往中国，总想给中国办点什么事情，原想帮助中国建立一座儿童剧院，但如果将这笔款子汇出联邦德国，就将被抽出百分之五十五的税金，中国得益还不到二分之一。想来想去，她决定邀请中国作家们访问联邦德国，这样花掉马克，可以减免克扣，于是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11人，得以涉足德意志的国土。
更值得称道的是，她并不是一个联邦德国的富孀，只能算是一个靠艰苦奋斗出来的中产阶级。她家坐落在科隆市郊约50公里的克雷菲尔德小城（德国纺织业的发源地），那漂亮的小楼和花园，用不着去描绘，家中陈设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书。古埃及、古波斯、古印度、古中国的文学，她皆有收藏。她曾对我说：“战争是被和平力量遏制了，如果一旦再发生战争，我一切都可以舍弃，但我不能丢掉这些书。”在她的卧室内，我看到她一张年轻时的放大照片，金发微卷，神态飘逸，眸光安静，毫不夸张地说，当年的她可以和任何一个世界超级电影明星媲美。
但是她的一生，无任何浪漫的足迹可寻，有的却是艰苦的跋涉和不屈的拼搏。18岁那年，她刚从学校毕业出来，就在波兰一座战俘营中工作，任战俘营的文书。有一次，一个德国军官把一个战俘拉到办公室进行拷打，她向这位德国军官提出抗议，被密报了盖世太保。幸亏这时家里飞来一封电报，谈及老人病危，得以离开了战俘营，并一去不返。待到盖世太保要惩处她的时候，苏联红军和盟军已经把反侵略战争推向了德国腹地。战争不久以柏林陷落而告终，年轻的赛德尔得以存留下来。
她父亲是商人，曾有过一个偌大的百货公司，但毁于战火，父亲不久逝世，遗留给她母亲以及一弟两妹的只有地产。在历经德国妇女都经历过的清理废墟劳动之后，亡父的地产被分开。赛德尔夫人，从此开始了筑巢、垒窝、求生存、求发展的个人奋斗。最初，她苦心经营玩具商店，兜里有些马克之后，便一个人在一个城市郊区开了一个汽车旅馆。当时德国经济开始复苏，汽车旅馆的业务，还包揽城市的养马人把马匹寄养到这儿。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城市中的有钱人，开车到这儿来，可以骑上马匹，在乡间森林和草地上自由驰骋。
她严于律己，对经营工作十分认真，因而赢得了信誉，赢得了财富。当她考虑到这些所得，可以使她安度晚年时，便卖掉了汽车旅馆，回到她幽静的克雷菲尔德家园，过独居生活。她读书、养花、看戏、散步，但绝不涉猎世俗生活，至今不买卧车。她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与崇敬，就是从阅读大量书刊中获得的。她不信仰宗教，而信仰正义和自由，在斯图加特市，我曾目睹了她和牧师的一场争论。当牧师向中国作家们谈及基督教会的作用时，她向牧师提问说：
“如果宗教那么灵验，为什么从耶稣诞生到现在，没有能拯救世界上那么多邪恶的灵魂？据我所知，教会已改造人的灵魂有两千多年了，何以不见成效？”
我被赛德尔夫人的情绪所感染，也参与了对宗教的质询：“能不能这么认识宗教，那些神的雕像和壁画上神的灵光，都是画匠或雕塑匠创造出来的？不然的话，非洲的饥荒，神会送去大米，而癌症患者的嘴里，神会送去起死回生的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