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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3章 人文拾荒(从维熙文集?)(60)(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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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亮闪光的文魂——文祭雷加百年诞辰]

记得,远在1982年底,我刚刚从魏家胡同的一间十平方米小屋搬迁到团结湖新居不久,有一天接到了一个传呼电话(当时,电话还没有普及到家宅),我跑到居委会去接听时,从那哈哈哈的豪爽笑声中,已然知道是雷加了。他说他想来新居看看我,不知道我是否在家。我立刻阻拦他来我家——因为当天天空阴霾,天气预报说有下大雪的可能。他听了我的回答后,笑声更为响亮并反驳我说:“这样的天会朋友,才更有味道。”言罢,电话断了。我的心非常不安。第一,雷加年长我十七岁,虽然北京作协会给他派车送他,按辈分讲,有失礼仪;第二,他已是奔往七十的老翁了,天气这么阴冷,为庆贺我搬迁新居,万一得个感冒什么的,不是太不值了吗?但是事情已经定下来,我也只好在家中静等了。

过了个把钟头,雷加终于到了——楼下鸣响的不是汽车喇叭声,而是阵阵自行车的铃声。我隔窗下望,雷老不是坐单位汽车来的,而是骑着一辆自行车来的。我忙跑下三楼去迎接。更让我目瞪口呆的是,他的车后座上还驮着一个小花盆,里边开着的是一束梅花。

我说:“雷老,你这是……”

他哈哈大笑着说:“想不到吧?古人说‘梅花香自苦寒来’,为庆祝你搬离十平方米小屋住进新楼,半路上突发灵感,便到花店买了一盆蜡梅送你,因为它可算是你的‘生命花’,祝贺你梅开二度,再红枝头!”

雷加的“蒙太奇”之举,让我久久失语。记得,我是一手抱着花盆,一手搀着雷加登上三楼的。在攀登楼梯的过程中,他不断甩开我搀着他的手,但我死活不松开。他无可奈何地说:“行!到底是‘劳改犯’的胳膊,还真有劲!”

爬上三楼,我老母亲为他沏上了一杯热茶,他推开茶杯,拉起我老母亲的双手说:“大嫂!这么多年你受苦了。我祝贺大嫂苦尽甘来,维熙会用作品来报答你的。”说罢,又是一阵大笑。

这天中午我母亲特意给雷老做了一顿农家饭:稀的是玉米粥,干的是玉米饼子。这是雷老点名要吃的,家乡送来五谷杂粮,正好让雷老吃了个饱。但吃过午饭后,窗外的天空飘起了雪花。雪后路滑,加上路途遥远,骑着自行车来的雷加该怎么回家?他发现我在窗前看雪,知道我正为他担心,便像童年嬉戏那般,用手指拧着我的耳朵,把我从窗边拉回到沙发上说:“你太小瞧我雷加了吧,我受的罪没有你多,但走过的风雪之路可比你长——从东北鸭绿江到延安,从延安又回到东北,然后来到北京。这点飞雪正好是给我的归程助兴哩!你把你出版的长篇《北国草》,给我签上名,我就打道回府了!”

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此时雪越下越大。我说我去给北京作协打个电话,让司机来接你一下,雷加对此连连摇手;在百般无奈之际,我选择了骑着我的自行车送他一程。那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雪中送友,就好像老天有意宽待雷加而虐待我一样,我的车子两次滑倒,他却安然地骑在车子之上。每逢我倒霉时,总是招来他的朗朗大笑,笑声过后便是对我的戏谑:“怎么样,‘劳改犯’?我劝老弟现在就掉转车把,回你的团结湖——”

我拒绝从命,继续骑车送他,但是到了建国门外大街,还是硬被他拦住撵回来了。

“再见——”他朝我喊道。

我对他高喊:“雷老,你到家后给我打个传呼电话,我好放心——”

将近黄昏,我终于接到他平安到家的电话。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雷加的传奇的人生经历,让我对其十分敬仰:他1915年生于辽宁鸭绿江畔的丹东,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离开故土鸭绿江,先后在北平、上海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开始了写作和俄文翻译工作。1935年他二十岁的时候,发表了译作《高尔基文学的四十年》;1938年他到达延安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发表了描写抗日战争烽烟的《水塔》《黄河晚歌》等小说;之后,他跑遍了中国的东、西、南、北、中,50年代,先后出版了《春天来到了鸭绿江》和《潜力》三部曲等几百万字的小说和纪实文学。让我更为崇敬的是,这位历经战争烽火考验、饱经政治运动磨砺的文坛宿将,却仍然质朴如初——说得形象一点,他就像是一个永远笑对生活的老顽童。他冒着严寒骑着自行车并送来一盆蜡梅,这是他人文性格的写真。雷老的另一面,又是个有情有义、率真豪爽、骨骼里有着文人钙质的北国汉子。之所以这么说是有例为证的: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作协的党员作家在市委党校学习期间,在一次为历史定位的会议上,雷加扮演了“当头炮”的角色。会上浩然称“‘文革’只是犯了个错误”,而雷老是作家中第一个站起身来,反驳浩然错误论点的。他说:“不仅仅是错误,应该说是一场民族劫难。”他在会上列举了诸多史实——包括许多开国和建业的革命功臣在“文革”中的悲惨命运,为自己的论点做证。可能是雷加和我体躯里都有“亮实情讲真话”的基因,我是第一个为雷加的真诚拍手叫好的。浩然在当天虽然为此而不快,我和雷加却为此而成了忘年之交。

可惜的是,和雷加没有相聚几年,1985年初我就从北京作协被调往中国作协。相会的机缘虽然少了,但精神中枢仍然没有断裂。逢年过节,我必打去电话问候不说,每每有新作出版,我不忘把书送到雷加手里,以求前辈人的指正。非常有趣的是,有一年夏天,我到北京作协办事顺便去看望他时,陈年旧情又被点燃起来:当天很热,我手摇着一把纸扇解暑时,那把纸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先是从我手中夺了过去,后又读开了扇面的题诗:

何需惆怅惜春迟

二度梅开花满枝

驿路风尘化诗雨

朝花何妨到夕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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