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公刘被调往安徽文联，彼此往来的机缘少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应云南之邀出访滇边时，再一次与公刘相遇。他过去随军进入云南，是去云南访旧的，我则没有去过云南，是去云南采风观光的。在从昆明奔往思茅、楚雄的山路上，趁那辆大巴中途休息的时候，我和他有了谈话的机会。话题是由天空中美丽的白云引发的。
他说：“维熙，你看那两朵白云，在天上动也不动，像是睡着了似的。”
我调侃地说：“那是你的‘望夫云’，在守望他的夫人哩！”“不，那两团睡云是你和我。我们在山西一睡十多年，浪费了大好的青春和生命。”他把关于白云的美好幻想，一下子转到严肃的历史话题上来，“你还好，出版了《走向混沌》（指第一部），我觉得我愧对了昨天严酷的历史。”
“你不是也写了许多诗歌吗？”我说，“人与人生活经历不同，你没进过大墙——”
他对我的话不以为然：“只是墙内与墙外的区别而已，本质上没有差别。我常常觉得，诗歌难以表现历史中的苦难部落和现实中腐败的滋生。想想鲁迅手中的那支笔，再看看自己笔下流淌出的文字，常常感到生命的失重。”
我虽然感觉他对自己下的结论过于苛刻，但找不到反驳他严于自审的理由。他不是一只“八哥”，长着重复主人语言的“巧舌”，而是一棵关注社会、感悟人生的文学大树，对于风起风落、云起云飞、叶绿叶黄，时刻有着超人的洞察能力。不记得是谁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作家，很少有满足的快乐，总是像在汨罗江畔苦苦寻觅国魂民魂的屈子。在当代文坛，我认为公刘就是这样一个人，因而我理解他的痛苦心声。
我说：“月有圆亏。月圆要有人写，月亏更要有人写，写蚀月的年代，是为了月圆。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你我都是穿越中国历史泥泞期的行者，人文良心让我们责无旁贷。”
记得我俩在交流心声时，站在我俩身旁的东北作家林予也插话了。他说公刘是文坛全才，建议他不要局限于诗歌创作，他那支神来之笔，可以在各种文学园地播种开花。公刘说：“今后我将多写些醒世的杂文随笔。”当天，我们谈了许多许多，直到司机催我们上车。云南之行，公刘那种诗人求索人生的执着个性，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能从天空的两朵睡云，联想到昔日的非正常的历史年代，并悲鸣我们虚掷了的青春，进而剖析到我们笔墨的失重，把文学才情与社会人生融为一体，这不是任何作家都能孕生的哲理认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死了自审精神，视民族兴衰于不顾，每天都在自恋、自擂、自唱、自炒中快乐活着的同行；公刘与这些时尚的酒吧群体，绝不属于同一品种。唯其不同，公刘才是公刘，在中国文坛留下了他与众不同的人文肖像。
公刘一生是很不幸的。记得在1997年，我们去安徽游黄山时，北京的作家李国文、邵燕祥和我与当地的作家鲁彦周、刘祖慈，特意一起去他家看望病中的公刘。身体一直多病的他，那天虽然流露出少有的兴奋，但依然让我感到透骨的悲凉。这不是出于他留起了胡子，显得比云南相见时苍老了不少，更让我动情的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父女相依为命的家。一个满腹才情的诗人，两次不称心的婚姻都解体了，其中的苦涩可想而知。我从黄山归来，曾想让我妻子（她曾在合肥当过军医）为公刘介绍一个同行的女性，让那个家真正成为一个心灵的港湾。妻子竭尽全力去做了，但因多种原因没能介绍成功。这给我心中留下了一个文学之外的遗憾。
公刘走了——他带着燃烧未尽的文学才情，走向了天宇的尽头。记得在1979年，他刚刚解禁回到云南时，在一篇自白生命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自我期盼：“我希望我能为人民写作十五年。”如果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公刘的生命答卷是满分。他的诗歌中的多篇佳作，被译成英、俄等多国文字，飞出了中国国界。而当代诗歌能飞出国界的人，可谓寥若九天寒星，因而可以说公刘没有愧对他手中的那支笔。更值得后人敬重的是，他始终实践着为人民而笔耕的诺言，他笔下流淌出的真实文字，没有只字的无病呻吟，只有忧国忧民的生命箴言，因而他没有愧对人生。但如果以公刘具有的才情来裁定生命，我仍然感到他走得太早了。如果他没有病魔缠身，以他的才情来说，一定会燃放出多篇绝唱来的。但是人生祸福无常——他走了，就像他曾使用过的“流萤”笔名那样，闪亮地划过人间的大千世界，去了浩渺天空，回归到属于他的文曲星座。
安息吧，公刘！尽管你走了，你却留给我们无穷的思念和有关人文精神的思考。
2003年1月12日于北京
[悼祖光]
吴祖光去了，他走过人间八十六年的路程。孩童时期，他是才子塑的神童。1937年，他写出以东北抗日联军抗日为背景的多幕话剧《凤凰城》；1939年，他发表了以文天祥抗金为主线的剧本《正气歌》；到了青年时代，二十五岁的他以一曲《风雪夜归人》，不仅让吴祖光的名字如日中天，并使死气沉沉的中国剧坛如孔雀开屏大放异彩。记得我年轻时阅读祖光的这些剧本时，就得出他是一个关注社会、体察民生、充满人文良知的作家。特别是他的《风雪夜归人》，虽然在重庆一度遭禁，但是无法熄灭人类的精神圣火。《风雪夜归人》成为中国戏剧的奇葩流传至今，并将与他的生命一道永恒于明天的历史。
令人心痛的是，中国戏剧界的这么一位大才子，到了中年本该是光芒四射、大展宏图，但是那段曲里拐弯的当代史让这位一生直言的艺术大家，在人生的黄金时段遭受五雷轰顶之灾。他是这样调侃其中年的：“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作戏场。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误我‘二流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