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新时期开始，我们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我敬崇他的文学天赋，更喜欢他率真的为人。他贡献给中国影坛的电影剧作《傲蕾·一兰》《甲午风云》《巴山夜雨》……以及他的散文、小说，除因故没能问世的电影《鸽子树》之外，我既是他热心的读者，更是他的电影观众。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我出访南海的西沙群岛归来，在同去茅台酒厂访问时，我俩下榻于酒厂同一个房间。我和他谈起出自他笔下的电影《甲午风云》。他说，他写《甲午风云》，既来自对中国历史沧桑的感悟，也来自东海万顷波涛的启迪。我们谈起了海，他问我对海的感知如何，我回答他说“很恐怖”。我讲了在海上遭遇台风的事情。他说：“那就说明你认识海了。诗人之所以赞美海的美丽，是因为他们是站在岸上看海的。海的真正肖像，是海明威笔下的万顷狂涛。”那天，住茅台酒厂，他喝了不少的酒，因而在谈论海时，他不断从床上跃起，还伴随着他爽朗的笑声。由于我俩谈笑声音太响了，引得住在我隔壁的周明，也走了过来参加到对大海的剖析之中。
我说：“老兄的《甲午风云》是很难写的，而把一个难于驾驭的题材变成艺术精品，就更难上加难了。你叶楠有这份功力。”
周明说：“无论是《甲午风云》，还是《巴山夜雨》，都是酒中的茅台，不是滥竽充数的‘白薯干酒’。”
听到我俩的赞美词后，叶楠虽然还是高声大笑，但他的自谦和自审精神，并没有因美酒烧膛而改其内在形骸。他是这样自我评说的：“回头一看，都大大小小留下了一些遗憾之处，如果我现在写它，绝对比你们看到的好。该怎么说才好呢，电影创作永远是让作者‘留下遗憾’的艺术。所以我奉劝二位，千万不要轻易‘触电’。”之后，叶楠当真与影坛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笔锋伸向了小说、散文领域。他先后出版长篇小说《花之殇》、短篇小说集《海之屋》以及散文集《苍老的蓝》等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仍然读出来他对大海的一往情深和一个作家直面生活真实的勇气。
叶楠为人坦诚直率。既没有文人的口是心非的腐臭，更没有文坛流行的畸形自恋；有的却是文苑最为匮乏的自审和直言不讳的人文精神，这是叶楠书内文字和书外为人留给我的深刻印象。也许正是他身上具有的品格，北京一批布衣布履的作家，与这位来自大海的剧作家，产生了纯净的友谊，我是这个友谊链环中的一个。记得，在1990年初一些友人来我家欢庆新年时，叶楠也兴冲冲地来了。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冬天，因为那时的文坛出现了一种与改革开放背离的文艺现象，有的人不仅对历史新时期的文学变相地提出质疑，又提出了令人心悸的“清理队伍”的口号，因而那次欢聚使我终生难以忘怀。王蒙、国文、张洁、心武、谌容、莫言、抗抗、晓声、风珠、周明、匡满、仲锷……一下来了二十多位友人，致使我那间客厅兼书房顿时人满为患。在我的认知里，这是一次“与时俱进”的迎春聚会。在午餐时，叶楠显得比任何人都要兴奋，他像是一个顽童那般，踩着椅子打开我的酒柜找茅台酒，并不停地与友人们干杯，直到喝得舌头有些发短，友人为他扣杯为止。那年，他已年过六旬，但依然未改童真本性，这是叶楠文学耕耘之外的另一幅生活肖像——他潇洒人生，百无禁忌，花白的头发下深藏着的是一颗不老的心。
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在20世纪之尾，应五粮液酒厂之邀，我和他同去四川宜宾的日子。在那儿叶楠见到了他孪生的弟弟白桦，虽然从相貌上看去，叶楠显得略略苍老一点，但我从心态上去扫描这一对文坛的美男子，倒觉得哥哥叶楠更为自然洒脱。他不修边幅，头发散乱地披在额头，身上穿着苍蓝的牛仔衣衫，肘部已然磨得蓝中透白，但他依然我行我素，行走在东西南北中。他生活十分随意，但是他心里那杆秤的秤星，丈量起文学气候的阴晴寒暖或评说起文坛上的假面恶俗来，又常常入木三分。记得，有一次我从报纸上看到他的一篇随笔，题为《拔苗助长》。我打电话给他问其笔锋所指，他说：“你看不见有些芝麻文官，使用手中的那一点点权力，在为儿女开路吗？也许其儿女本来是可以成才的，但经过其父母的‘拔苗’，短期效应可能是‘立竿见影’的，但从长期的结果看来，‘拔苗’不仅不能助长，反而会把一棵苗子给毁了。”经他提示，我立刻知道他的笔锋所指的人了。所以，在我眼里叶楠外形上虽然不失谦和，但眼里容不得任何一粒沙尘，这是叶楠肖像中的另一面——将其两面合而为一，才组成一个完整的叶楠。
叶楠走了——走在今年的清明前夕。在感叹人生祸福无常之时，我翻箱倒柜找出来那盘1990年的录像带，并在电视屏幕上反复观看当年的他，以缓解心中对这个真诚友人的思念。写此一纸祭文时，窗外飘落着4月的第一场春雨，那淅淅沥沥的雨声，就是友人们送别你的叮咛：叶楠，你一路走好，朋友们在为你挥泪送行！
2003年4月9日
[无水行舟——悼波泳西归]
刘波泳走了，走在21世纪的1月26日下午。他走得很安静，历经长长的沉睡之后，于这天下午1点，他回光返照地突然睁开眼睛，拉着妻子王素心的手，吃力地吐出了“无憾”二字，便闭上了他的眼睛。闻此悲耗后，我不知为什么想起了黄土高原下，一条条无水的河。后来我解析开了这个臆想，他是从黄土高原的沟壑中走出来的汉子，延安抗大留下过他的身影，晋察冀边区的土地刻下过他的足迹；他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但大半生是在无水之河里拉动纤绳，生命里尽多苦涩的疤痕。
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了，但是在1957年风雨交加的时候，他的名字很响——笔名杨凡。他倒霉在一本名为《灶王爷的小本子》的小品文集上。其实波泳不过是以昔日农村锅灶旁常常贴有“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灶王爷的民俗典故，讥讽有些干部报喜不报忧的浮夸之风。当时，报社的李滨声因漫画《没嘴的人》被划为右派，批判者说波泳的小品文集与李滨声的漫画遥相呼应。于是他便被打入另册，下放农村和农场改造多年，直到1979年我们在北京日报相逢为止。在我与他共同承受苦难的几年光景中，波泳留给我的印象绝非右派群体中的落井下石者，而是一个缄口少言的人。这在当时已然很难了，波泳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是基于这个缘故吧，近几年来他的病一直牵挂着朋友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