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内心虽然也为中途折回而沮丧，但那一场“刺猬斗狼”的山间野戏，多多少少平衡了一点我的失落。因而，我用这场难以见到的山野奇观，为羊倌叔叔放气说：“别生气了，你不是说你长这么大，也没看过‘刺猬斗狼’吗？那大戏我们还有看的机会，可是今夜‘刺猬斗狼’的野戏，一辈子怕是再难看到一回了！”
是我的话对他起了作用，还是他骂累了嗓子，需要喘口气了，不知道！年少的我无从判断一个大人的心——反正他沉默无言了。夜路漫漫，马铃叮咚。在马铃声中，我心里盘旋着的一个画面，就是“刺猬斗狼”，一会儿滚成肉球，一会儿又是一身芒刺的情形。当然，我小小心田里，时不时还闪现那只刺猬被群狼撕裂的幻觉。最后的结论是：狼无处下嘴，它还活着——这当然是我小小心田的最大的期盼了！
进了宅院，山区“知更鸟”的夜啼，告诉我们已然过了三更。羊倌叔叔牵马去了马厩，我则摸黑进了草料棚，先找出埋在草堆里的打气筒，然后匆匆地把它塞到车棚的一个旮旯。之后，一头扎进热炕，拉开被子，蒙头大睡。第二天醒来我才知道，一生站着吃草、站着睡觉、为我们家里拉了一辈子车的那匹老马，不知是夜里被狼吓坏了，还是它活到了年头，它趴在了马棚里，再也没站起来。
它死了——死在1940年的冬季。
2014年1月于书斋
[春天的眷恋]
我来了，我来寻找春天的脚印！
三十年，整整三十个年头，岁月像天上的流云，在天宇的尽头已经消失得无声无迹！而我却像眷恋故国的燕子，飞回到檐前寻找青春的回声！
那是在1953年的金秋，唱完了《毕业歌》，领取了毕业文凭；我告别了北京师范学校，带着简易行囊，到城郊的青龙桥小学报到。我下了公共汽车，把行李往马路上一放，急切地向一位老头儿问路说：“喂！老大爷，请问……”
“噢！顺着马路一直走，看见关帝庙就到了！那个小学是关帝庙改的。”这位老头儿似乎是喝多了酒，喋喋不休地向我介绍着，“它紧挨着一个尼姑庵，大军阀张宗昌的九姨太太现在还住在那尼姑庵里，她……她……她已经老掉牙了！”
老头儿的回答使我哑然失笑：谁管他张宗昌还是吴佩孚，即使是他们老娘在庵里当尼姑，又与我何干？我是走向生活的一个祖国赤子，我是来青龙桥任教的青年教师：我想的是粉笔、黑板、课桌，我向往的是“桃李满天下”。
“家有三斗粮，不当小孩王！”老头儿两只醉红的小眼睛眨巴着，“干什么工作不好，偏到这么个地方来……”
“谢谢。”我有些失礼地打断了老头儿的话。
我很晦气，刚刚走向生活，就碰上了这个糟老头儿；我也很高兴，刚刚走向生活，就看见了鲜花中的蒺藜。这也没有什么，毕业典礼后，我在日记上写下自撰的格言：“路太直了，能增长我的情性；小路回肠，也许更能激励我的登攀之勇。”
记得，当我和同学们屏着气看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时，我的眼眶一直是潮湿的。我倾慕那位睫毛很长的乡村女教师，她把青春献给了苏联荒凉而贫瘠的寒村；那里除了雪，还是雪，那里除了落后，只有愚昧。而我来上任的青龙桥离北京太近了，太近了！南望，是颐和园的排云殿，是玉泉山高塔尖——在当年，这就算是北京的远郊区了！
即使这样一个地方，还是经过“奋斗”争取来的呢！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早春时节，青春这个字眼是和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和我的年轻伙伴们，都把自己看成筑造新生活的一粒沙石，都把自己看成五星红旗上的一根纤维；在走向生活的前夕，我们曾在团旗下宣誓：
祖国，我的妈妈！
你说话吧！说话吧！
是东？是西？是南？是北？
你的儿女马上就出发！
无论是响着驼铃的大沙漠，
还是地图上的海之角，天之涯！
“从维熙同学，你过来一下。”瘦削脸颊上戴着一副黄边眼镜的王教导主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你在《天津日报》的《文化周刊》上发表的几篇小说，校领导看见了；经过学校和教育局研究，决定把你保送到北大中文系去深造！”
“好！我准备上大学。”
过了半个月，我从篮球场上汗流浃背地打完一场球，路过“月牙池”畔的时候，王教导主任从背后喊住了我：“情况发生了变化。北京市刚刚开完市人代会，会上许多代表对小学教师的素质不高发表了意见，局里决定，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一律去当教师，以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你看……”
“好，我准备去当教师！”
“你还有什么具体要求没有？”
“有。希望学校不要把我分配到市内，我愿意到农村去教学，离市区越远越好！”
走了！我们终于走了！像春天的雏鸟离开养育我们的树巢，展翅飞向了蓝天的四面八方——我被分配到郊区海淀。到了那儿，经过和区教育局协商，我和一个女同学对调了位置；把她留在近郊，我顶替她去了远郊。理由非常简单：我是个男同志，适应艰苦生活的能力总比女同志要强一些。
三十年过去了，我重来青龙桥觅故。不是我一个人来的，我还带来了我的儿子。他刚从美院毕业走向生活，理应让他知道父辈人年轻时的足迹。很遗憾，命运没能使我再碰见三十年前那样一位多嘴的老头儿，我下了公共汽车，就迷了路。当年，这儿只有一条开不了并排两辆汽车的土马路；现在，两条宽敞的柏油马路，伸向了西北西南。过去，这儿土屋林立，站在路边就能看见关帝庙的拱脊；现在，楼群和楼群拉起了手，设置了一道道高大屏风，就是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也难以看到关帝庙的檐头了。
“同志，请问……”
“走错路了，你们应当走那条马路！”
儿子抱怨我：“你的记忆力真糟！”
我倒是怡然自得，假如这里的一切都和三十年前一样，不是比我迷了路更不幸吗？三十年前，当我登上由正殿改成的校长办公室；那位过早谢了顶的张校长，一边欣喜地看着我，一边为难地说：
“小从同志！学校底子很薄……”
“我看见了！是够破旧的。”
“还有……你刚来学校，本来应当给你个好教的班，只是教师太少，没法调剂，你要带的那个班，有二分之一是留级生，有的一连留级两年了。”张校长慢吞吞地说着，他似乎迫于无奈，才把这个担子交给了我。他征求着我的意见，“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研究。”
“张校长，我试试看吧！”
他摸了摸谢顶的天灵盖，笑了，“还有一个难题呢！”
“您只管说。”
“学校里只有一间男教师宿舍，方寸之地已经挤进了四张木床，如果再加上一张床，你们睡觉就要叠罗汉了！”他迟疑地说，并用眼睛试探地看着我。
“张校长，您总不能叫我睡在露天之下吧？”
“不能！不能！”他连连摇头说，“有个地方倒是能塞上一张床，不过叫你去很不合适！”他搓着双手，在地上转开了磨。
“那地方漏雨吗？”
“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