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曲回肠]
我头一回居住的那条小胡同，是靠近官园的玉皇阁夹道。它弯曲如弓，拐来拐去，北通官园运动场（现已展宽为马路），向南拐个弯儿就是福绥境。
我是在40年代下旬离开冀东老家，来北京求学的，当时可谓地地道道的小土包子：光葫芦头，蓝布长衫，外加满嘴的“老塔儿”冀东乡音。那条玉皇阁夹道，就像我这么土，小巷坑坑洼洼，没有铺就沥青路面，真可谓“一刮北风三尺土，一下暴雨半巷泥”。在我依稀可辨的音色中，一个是吱吼吱吼叫着的粪车车轮的滚动声，另一个留在我记忆中的音响，就是天亮时萝卜、白菜、大柿子椒的菜贩拉车叫卖之声了。
从农村大自然怀抱里来的少年，初到北平并没住出多少味道来。倒是从西直门进来，到夹道南隔壁魏家煤厂驮煤的骆驼，能引发我点儿童性。我不知它们从哪儿来的，卸过煤后又回到哪儿去。由于夹道很窄很窄，几匹骆驼一字排开地卧下，一直能排到我姥姥家门口（我客居在我姥姥家，望见它们，我想起家乡的毛驴和骡子）。可是一匹匹眼屎上粘着风沙颗粒的骆驼，比毛驴和骡子还要老实安分，任我去摸它们的驼峰，这些走累了的骆驼一动不动。我挺心疼它们的，帮助魏家煤厂提水，让它们喝——当时我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如这一匹匹负重远行的苦驼。
这是我在玉皇阁夹道灰色记忆中，最为辉煌、最难忘却的形影了。除此之外，就是失盗。尽管这夹道的位置十分偏僻，而且穷人居多，但蟊贼依然光临。当时我和我老姨住在一张大床上，一天早上起来，要去西四北小学上学，突然发现我的衣裤都不见了。
我不能光着屁股上街，老姨只好把我表弟的衣裳拿来，让我凑合着穿。
“这是个小蟊贼，不然不会来偷咱们家的。”姥姥说，“偷走的破烂，到当铺去当人家都不会收。”姥爷缩着腮帮子，琢磨着失盗的原因，怨这夹道的院墙太低，小蟊贼一扒墙头，就能爬进院子里来。老姨在朝阳大学读法律系。她提出在墙头应砌上碎玻璃什么的，以防止蟊贼再次光临，把她挂在床头的衬衣衬裙袜子席卷而光。
就这么坐而论道，说了约有一个星期的光景，才渐渐淡忘了贼的话题。紧接着挨贼偷的事儿，是受骗子的骗：一天，在光天化日之下，夹道里来了个矮老头，他挨门挨户收打更费。
姥爷说：“没听见夜里有敲梆子的串街。”老头儿横了姥爷一眼：“你岁数大，耳朵聋了。”姥姥说：“我在夜里，也没听见过敲梆子的。”老头儿把胳肢窝里夹着的一个收据本在手心里翻弄了一阵，高声恐吓道：“这胡同家家户户可都交了钱了，你们不交也没关系，让警察们上门来罚你们抗税。”姥爷还想与这矮老头争辩，姥姥已乖乖地从衣兜里掏出钱来。矮老头一走，姥爷就去询问街邻，是否交纳了打更钱。街坊邻居说：“这是街串子行骗，专骗你们这些刚来北平的乡下人。往后有人敲门，你们先隔门缝看看，只要是生人，别开门就是了。”从此，玉皇阁夹道二号姥姥家的那两扇木门永远关闭着。
木门上漆着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门匾，本来就已剥落得体无完肤；我在这儿住了两年光景，待我去北平二中当住校生时，门匾字体已荡然无存。那条古老、陈旧的小小夹道，留在我记忆中的形象，如同一具失去了弹性的木乃伊。它出土的价值，似乎只能标志时间和历史，而无其他。我甚至感觉有些诗文对古老的北平胡同发怀古之幽思，是在为本无文化可言的古木乃伊脸上涂抹胭脂，是对现代城市文明的一种反动……
写出上述文字，可能由于北京的小街、小巷没有留给我什么美好的故事。因而那“曲径通幽”之类的孟浪，与我的生活没有结下缘分，没有播种下爱情；正好相反，它给了我过多的苦涩和感伤。在共和国成立之后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北京胡同倒是给予过我一次美好的记忆：那是我于1954年调至《北京日报》任记者的时光，我把住在农村的母亲接了来，租住于东城魏家胡同的一所四合院内的西厢房。房东姓刘，解放前在天津从事麻刀生意，刘氏一家人挺和善，自住北房。东屋住着清朝皇帝侍卫官的前夫人和她生下来的一名千金霍素云小姐，由于末代皇帝早已成了阶下之囚，家中一片败落景象。南屋里住着法文专家金满城一家，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法文编辑，聂绀弩是他的好友，聂常常从院中穿行而过；因而我认识这条文坛硬汉，便始自于50年代中期的这个院落。四合院内院中心，有一拱起的圆形花坛，在春夏之季，花坛内鲜花盛开，到了秋时向日葵低垂着沉甸甸的头颅……这些，曾留给我一丝对北京胡同的诗情的回忆。四合院外院的邻居，少了内院的文化色彩，住的多为市井贫民。但真正和我以及我母亲发生亲情关系的，却是外院的几家芳邻。比如：外院角房里住着的王老太太是个回民，1960年我在茶淀劳改农场改造时，与她名叫王铁柱的儿子曾编在一个劳改队里开沟挖渠。紧挨着王老太太的迟家大嫂，在胡同口商店外看管自行车，她仅靠这一点微薄收入，养活着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之所以与我家有了情分，皆因迟大嫂的丈夫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东北兴凯湖劳改农场接受惩治性的劳役。送去劳改的理由，是因为迟家大哥在血气方刚时，曾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之类。加上与我一起劳改的、当时我的妻子张沪，前后院七家不同姓氏的家庭中，有四个人是囚徒。如果再把划成右派留在市内改造的金满城老头计算在内，这座四合院内共有五个“反动分子”；因而在偶然记起那一丝诗情之时，却不免陡生悲情——因为留在市内改造的金满城在“大炼钢铁”的1960年初期，在巷子里的土造炼钢炉旁，因疾劳而先于我们去了“天堂”。那健壮如牛的王铁柱，在那场使世界悲悯的唐山大地震中，因茶淀劳改农场离唐山很近，牢房坍塌，熟睡之中的他，被一根钢筋穿透脑部，也去了鬼城酆都。迟家大嫂最小的男娃，因母亲去商店看自行车了，兄姐们都去了学校，他在反锁了房门的空巢之内造反，想从窗子爬出，便打破了玻璃窗子，被玻璃碴子划得浑身是血；还是我母亲发现的这一悲剧，她把迟家大嫂从商店门口找来，陪她一块儿去就近的医院就医。迟家大嫂无钱给孩子看病，我母亲拿着艰难度日中的一点点剩余，为迟大嫂解决了医药费用问题。
“文革”开始之后，母亲被强令搬出魏家胡同的四合院。其理由仅仅两条：一、母亲昔日曾是地主家庭中的儿媳，算地主家庭中的一员；二、儿子和儿媳皆是“反动极右分子”，在劳改队为囚，她没有资格再住四合院。母亲脖子上挂着被专政的牌子，手里领着她年仅十岁的孙儿，走进另一条曲里拐弯的胡同里的一所宅院，这条小巷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吉祥胡同。
新宅是个大杂院。我母亲的新居是阴山背后院角旮旯里的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之所以用“阴山背后”来形容这间小屋，因为屋门三米开外的隔壁墙边，就矗立着一座磨砖对缝的青砖楼房。
由于楼房的遮挡，使这间小屋一年四季与阳光隔绝，特别是到了冬季，积雪与污水汇成冰河，直到春深才能融化。后来，母亲才从邻居口中得知，她带着孙儿下榻的小屋，原本是京剧名伶杜近芳的女佣住的，那座青砖楼房曾是杜近芳丈夫一家的私宅。“文革”以后，因其丈夫家在前门外开过茶庄，被当成“牛鬼蛇神”中的资本家，撵到该住的地方去了。派出所临时占用了这座私宅，便在楼后砌成一座砖墙，以示“楚河汉界”之标志。
吉祥胡同无吉祥，我母亲和小孙儿在这条胡同，度过了最悲凉的时光。街道干部勒令她打扫街巷，孙儿看奶奶两只裹过足的小脚干活不便，有时便帮助奶奶扫街。对面宅院里蹿出一个戴红胳膊箍的红卫兵，一个耳光打在小孙儿脸上：“狗崽子，你倒挺知道心疼地主婆的。滚——”当然，胡同里的革命群众更少不了对我母亲进行各式各样的“帮助”，但是母亲带着小孙子居然熬过了那苦不堪言的年代。
胡同与胡同的变迁，住房与住房的更换，不是简单的户口迁移，而是中国政治地震的产儿。因而每每在报章上见到一些文化人，如当年的八旗子弟那般，咀嚼所谓胡同文化时，我的悲情便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