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上第一节课，就展示出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熟知和反传统的教学模式。第一堂作文课，他也与其他教师不同，他叫同学们自由命题。他的道理是：自由命题思维可以任意奔驰，不受命题之约束。这位教师对我影响非常大。可以这么说，我从家叔的剪贴作品中，受到创作启蒙；在田秀峰教师教学中，得到了创作的激励。记得，在那次自由命题的作文中，我不知是受了李紫尼先生《青青河畔草》的影响，还是通县城郊景物的诱惑，我写了一篇名叫《青青的河边》一文。文中除对夏时的城郊芦苇塘进行了细腻描写之外，还写了一个家居白洋淀水性十分好的陈景文同学，写他在浪中击水的自由自在，写他在芦苇中与同学们嬉戏时的幽默诙谐。没有想到，这篇文章使自喻为“三峰”之一的田秀峰教师如同醉酒，他神采飞扬地朗读了我这篇小文。尤其使我难忘的是，这位戴着银丝眼镜的老师，还向全班预言说：“别看从维熙理科极差，文学必将有所造诣。不信的话，咱们走着瞧！”之后，他没把这篇作文发还给我，拿去给我家叔过目，家叔在一天下午把我叫到学校教导处，询问起有关这篇作文的事情：
“是你写的吗？”
我说：“是。”“不是抄来的？”我说：“我写的是班里的陈景文。”“投过稿吗？”我告诉家叔还是在大红罗厂小学读六年级时，干过一回，但没回音。家叔告诉我，干写作这一行当，不仅要有才情，还要有恒心。至此，家叔第一次对我的看法有了改观——这是田秀峰老师在中间搭桥的结果。过去，我一直自卑，田秀峰老师给了我自信；从自卑到自信的心理转轨，无疑对我生活道路的选择起了很大的影响。探究起来，不过源于一篇小小的作文，它竟然对我的精神起了那么大的催化和辐射作用。它像是一簇浪花，深藏着海的神韵；像是一滴水珠，折射出人生的朝阳。
我就是这样开始自己的文学之路的。其实田秀峰老师本人，无法与胡风、冯雪峰相比，他只出版过一本小册子，书题为《一串念珠》。我读过这本书，其文采都无法与我家叔之作相媲美，可是他是开掘乌拉尔金玉的开掘机——我就是被他发现的一棵文学矿苗。
（我曾在报刊上就文学教学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及这位老师的教学特点，就是极大限度地诱发学生的形象思维。不曾料到，此文被田老师的一位友人读到，便把报纸转给了他。不久，我突然接到一封从天津财经学院寄来的信，来信者就是田秀峰老师。他在信中兴奋异常，除告诉我他在该院任教之外，认为他人生的最大快乐是在他教的学生中，出了我这样一位作家。多年的粉笔、教鞭生涯，他已然忘记了我，过去读我的小说时，有过似曾相识之朦胧印象，经我文章提示，他忆起了在通师附中的往事，还忆起我的家叔。他说读过我的这篇文章后，他打开酒瓶，喝了个一醉方休。）
在那年多雷的冬季，我发表了我的处女作。
为了寻找属于我的文学发展空间，在通师附中初中毕业后，我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即我小姑昔日读书所在的北平师范学校，简称“北师”），时值1950年秋，还是因数学考分过低之故，我考了个备取第七名。还算幸运，命运主宰我走进了这所以文、体、美出名的古老学府，大作家老舍先生毕业于斯。校园内青松翠柏，钢琴声在耳畔长鸣。解放前，我来校园找我小姑，就喜欢这座校园，此时我成为这个校园的学生，简直是如鱼得水。电影《早春二月》的大部分镜头，皆取景于该校校园。可惜，后来北京拓宽官园马路，将该校拆除了，至今我仍为此而感伤。学校有个几百平方米的大图书馆，我成了图书馆里的一个书虫——那年我实龄十七岁。
那年冬季多雪，而这个多雪的冬天对我格外多情。该年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我以铁血男儿之满腔热血，除了申请参加军事干校之外，在该年年底我在《新民报》副刊上发表了《战场去》的处女作。1951年初《光明日报》举办全国大、中学生征文，我以碧征为笔名写出《共同的仇恨》的小小说，出乎意料的是此文竟获得征文的第一名。我终于看到我的钢笔字变成了铅字，那种激动和快乐无法用文字形容。记得，当时支付稿酬的办法是以粮食中的小米斤价为折实单位，报社给了我九十个折实单位的稿费。我拿着钱与同班同学刘炳铸、吴学恒，在南横街的一家饺子馆，吃了一顿饺子。碧征之笔名，我只用过这一次，之后便以自己之真实姓名发表小说于孙犁主持的《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
《七月雨》《老菜子卖鱼》《在河渡口》……1951年，我接到了家叔一封寄自通师的信，他说他在该校图书馆里读到了我的几篇小说，深感自己往日眼拙，并称道田秀峰老师是“识马的伯乐”。他在信中以自身文学创作中途而废为例，鼓励我一鼓作气，万万不可重蹈他的覆辙。
我激动。
我感奋。
我寄稿费给我仍在故园山村的母亲，并写信给母亲说：
妈妈：您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您想把我教育成爸爸那样的人，但是儿子不是那样的坯子，无法成为工程师或科学家。我留级降班之事，曾刺伤了您的心，儿子今天用另一面的成绩，为您医疗昔日的伤口……
后来，我被调到《北京日报》文艺部工作，母亲被我接回北京后，曾告诉我，村里小学老师为她念这封信时，她流下了眼泪。当然，她流的是喜泪，她万万想不到她的儿子，走了一条与父亲截然相悖的道路。
可怜天下父母心，普天下的父母无一不盼望儿女成龙成凤。仔细想来，父母实无必要过多匡正儿女的自我选择，更无须煞费苦心为儿女设计这样或那样的道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条条道路通罗马。重要的是应有能力鉴别儿女们的资质和禀赋，并诱发这种天赋，使其产生光热继而成为闪电雷鸣。其实，过于看重时尚，是一种盲动和浮浅的表现；如果这种功利要求与个人气质逆向，便会造成对人另一种潜在能源的扼杀。试想：如果当时有人强迫我必须学好数理化，那么我体躯内的文学禀赋，就可能因为种种干扰而毁灭消亡。
在“北师”三年的学生生活中，我活得轻松自在。除了是学校篮球代表队的前锋，善于闪、躲、腾、跃，在乱军中切入上篮之外，一度我还迷恋钢琴。可惜，父母没有赐给我一双大手，我的手指刚刚够得到八位键盘，要想在钢琴上有所发展，必须用刀子割开我的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虎口。这对我来说实在是残酷了点，我舍不得为此去医院挨上一刀，何况又有文学与我生命相伴，我的精神已有了栖息之巢。
1960年一个阴霾的冬季，我和妻子一块儿被送去劳动教养。
到了1953年夏天，即将从北师毕业之前，学校教导主任王胜川找我个别谈话，他告诉我校常委会已决议让我破格深造，保送我去北大中文系。我只回答了一个“好”字。因为在我看来，作家这个职业，更多地在于自身的内在因素，而不在于外在的营养补充；如果非得汲取营养不可，社会大学是更好的课堂。因而当后来北京召开人代会，决定提高全市教师队伍质量，学校要我服从大局去当一名小学教师时，我并没有任何心理上的失落，我回答了一个“好”字之余，还向学校提出：请把我分配到郊区去，我愿教农村小学。
该年秋天，我和同级女同学王秀荣到海淀区教育局报到。主管分配的人事干部还没开口，我就主动提出：如果任教的学校有远有近，我愿意到远离市区的小学，她是女同学，离市区近的好学校应该分配给她。结果，她留在海淀镇教书，我被分配到了颐和园后边的青龙桥小学——当时，北京市的发展刚刚起步，青龙桥已然算是远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