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为我的留级神伤至极。当时，她正在内务部街北平二中的斜对门为一个祖孙三代之家当保姆。母亲怕我难堪，不许我在同学们之间张扬，更不允许我带同学来主人家打扰。土地改革年代，从氏家族中在乡土虽无恶迹，爸爸又是被国民党关押至死的知识分子，因家庭阶级成分隶属小土地主，亦不能逃脱时代变革的洗礼。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的家叔，便成了维系全家生活的顶梁支柱。当时，他先在北平万慈中学当语文教师，后去通县男师及男师附中，担任教导主任。我爷爷、奶奶及我另一个家叔和婶母的生活负担，都背在当教师的叔叔背上。他本来就是驼背罗锅，因时代巨变，他身上的负荷变得更为沉重，我母亲生性好强，一不想寄居于我舅舅家（他当时是财务局的财税科长），二不愿再增加我叔背上的负担，便毅然走进这个三世同堂之家，为供我上学而当上了用人。
我每次避开同学，悄悄留进那扇红门之家，心中便顿生悲凉。常常见到的一个镜头则是，她在一个大铁盆里为三代人洗着一堆衣裳。她身子前仰后合地用力把衣裳在搓板上搓来搓去，肥皂泡沫沾满她的手臂。她勤奋而无休止地劳动，全然是为了我这个没有出息的儿子。
留级一事，曾使我久久徘徊于门侧。我深知这对失去丈夫的寡母，将如尖刀剜心，思考再三，还是拐弯儿比较妥当。我先找了我在北平师范学校读三年级的小姑（后来，国民党南逃之前，曾在北平招聘一批到台湾从事国语教学的人员，我小姑报考被录取，于1948年去台湾当了教师，她生性乐观豁达，是爷爷和母亲之外，最最喜欢我的人），听了我尴尬的陈述之后，反而开导我说：“我看得出来，你大了不是搞理工科的材料，干脆去通县师范附中吧，省得在二中自找罪受。”我求之不得，便求小姑动员我母亲松口，能允许我离开北平二中。
记忆中我的离校问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我母亲受我父亲的影响极深，虽然她并无文化，却从父亲那儿学来了这样一句口头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雇用我母亲劳作的家庭主人，是银行里的高级职员，都一致反对我离开二中，要我宁可留级，不要离开二中，因为二中是多少孩子想入而不能入的名牌中学。后来之所以我能去了通县，要感谢解放战争东北战役的不断胜利。我母亲服役的那个家庭，尽管并非国民党官僚，但也患上了“恐共症”，准备于1947年底南去台湾。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我离开二中的纠葛，因为我母亲难在兵荒马乱的北平城，找到另一个劳动之场所。
“真是我的命运不济。”母亲说。“是我不好。”“要是你爸爸活着你就不会降级了。”母亲又说。
我也应着声，但心里并不服气。心里想：要全是我父亲那样的人，不都是发明家和工程师一类的人了？谁去写《石头记》以及《青青河畔草》之类的小说。世界将会变得太严肃了、太条理化了。
像小时候看见母亲开鸡窝那样，天亮了把鸡放出窝；天黑了鸡回窝，又把鸡窝石盖顶上。
由于母亲不情愿去通县，致使我在留级的新班里又读了两个月的书，最后才和母亲一块儿去我通县教书的叔叔家，到通师附中插班到初中二年级。如果把先天的血统的隔代遗传论抛开，而专谈后天人生对人的塑造，在通县上学是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到了通县不到半年光景，首先是爆发了家庭矛盾，而这矛盾的焦点，是一个“穷”字所致。
当时我在学校住宿。爷爷、奶奶、两个叔婶以及他们各自的孩子，一共老少八口，挤在西门内东北后街的两间房子里住，再加上我母亲，九口人把两间房子住成一个过堂间（做饭用的过堂间，摆满锅碗及灶具等），挤得如同蜂窝。焦点问题中的核心是我母亲和我是没有依靠的孤儿寡母，于是在一个星期日，我从学校回家看望母亲和爷爷时，便目睹了一场我婶母抢我母亲手中粥碗之断肠戏剧。那年我十六岁，已然混沌初醒，略知了一点人间的世态炎凉：
“你滚——”婶母一边夺着母亲手中那碗稀稀的玉米面粥，一边对我母亲下逐客令，“他叔（指我当教导主任的叔叔）没钱养活这么多的闲人！”我母亲本来就个性倔强，立刻反唇相讥道：“我又没吃你的饭，是他叔同意我们母子俩来的；维熙上学又没花你的钱，是我把婚嫁的首饰卖了，交的学宿费。”听见两个儿媳为一碗玉米粥争吵，爷爷在里屋只是老泪纵横。
爷爷得了脑血栓，不仅成了瘫子，还由于语言障碍使他成了哑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