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精神田园”——有感于报纸“文艺副刊”的消亡]
写下这个题目时，自觉有点不识时务。这种不识时务意念的萌发，缘于时下北来沙尘暴不断南侵，大面积良田被黄沙覆盖。作为一个文化人，本能地联想到南来的粉色尘沙对精神田园的淹没，从而想到了在粉色的风潮中守护精神田园的命题。无独有偶，笔者在翻阅报纸时，发现《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也正就文艺副刊正在消亡的问题，进行着综合论述并摘引众家的评说。
该怎么切入中国报业的这一现实问题呢？首先笔者想到了近年来的一句流行术语：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其说流行于一时，特别是商界经常将其高悬于门匾。我们在这里将此术语只需略略解析一下，不难看出其内涵是将文化视为幕布和舞台的地板以及搭台的柱子之类。挺有意思，文化在这里成了下脚料的代称，这无疑是对文化的一种戏谑。中国是个有着五千年璀璨文化的文明古国，“文化搭台”这个词是不是有点太贴近时尚功利了？诚然，我们的国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独立品格的沦丧。文化不是舞台上时刻可以“变脸”的戏子，时哭时笑，时打时闹，它有着它的行为方圆。以此宏观的视角来解读今天报纸文艺副刊的大量消亡，就可以避免盲人骑瞎马，找到它的时运兴衰的根本依据了。
回眸中国报业的发展历史，即使在民国年代，一张对开的报纸也是有文艺副刊园地的。尽管那时的报纸印刷简陋，但正像古代竹帛传书一样，造就了一批著名的文化巨人。与此同时，一批著名的文化报人，也应运而生。这些报人精英，从没有把文化当成可有可无的下脚料，而是对文艺副刊苦心经营。有目共睹的是，“五四”时期一批文学巨匠和著名学者，所以能如日中天并成为中国文化中的瑰宝，大都起步于报纸的文艺副刊。这些报人珍爱中华文化并崇敬世界文化，在有限的版面上，不忘弘扬文化的博大内涵。可以这么说，对中国文化的继续延伸，这些报纸的副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进入21世纪的报纸，无论在各个方面都与民国年代不能同日而语了。但是仅仅有科学的单翼升腾，而无相应的精品文化与之媲美，让人感到的是天缺一角、日失其圆。而能弥补这一缺憾的东西，只有每天与亿万读者快捷对话的报纸；恰恰在今天的报界中的部分报人，割舍掉了守望文化田园的纯净精神，而附庸脂粉、红唇和肉色的展览。这里，我们不想强求那些在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报纸去充当文化开路先锋的角色——那是有失公允，也是不实际的，它们面临的是职工工资和医疗报销问题。在这里，我们仅拿广告收入在排行榜上名列十强的报家为例，他们并不因办报缺钱发愁，报人月收入几千，有的部主任级编辑还配了车——可是这些报纸，时至今日还有几家报人把扩展精神田园当成一回事的？笔者和读者都能看到的是，其中有些报人宁可拿出几个版的篇幅，用以爆炒名人隐私和明星拈花惹草的花边新闻，也不施舍给纯净文化一块完整的版面，每天让那些滥竽充数的噱头重复地登堂入室于文化殿堂，使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璀璨精神成了令人啼笑皆非非驴非马的“隐私专版”，这不是精神田园的陷落吗？还能用什么歪理加以诡辩！
当然，报人中也并非全然吃荤入俗。有些报纸在广告收入不断扩大的同时，不改中华报人弘扬文化之初衷。我手头的资料不多，但各地的报纸加起来也有十六七份。真正把精神田园纳入视野并保持其园地的，如天津的《今晚报》副刊，上海的《新民晚报》的“夜光杯”，《文汇报》的“笔会”……其中的特例要数《今晚报》了，它不仅每天保持了文艺副刊的版面，有时还另辟副刊增刊，以示其对中华文化的张扬。还有一家广告收入没进十强的《天津日报》，他们除了有定期的文艺副刊之外，每周还出一期“文艺周刊”。这个老牌的“文艺周刊”，至今已然坚持了五十年；仅此一点，怕是在全国报纸中也属于绝无仅有的文化品牌了。其守望文化田园并献身于文化追求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恕笔者直言，其他报纸有的在名义上也标有副刊字样，但大都是“红粉”在其中扮演主角，纯文化之作被挤兑成“文丐”和“小丑”。明眼人不必多加思考就能看穿其中把戏：他们不过是把文化当成红粉和奶油小生中的点缀品而已。
这种封杀文艺副刊之风，缘起于何时，笔者没有做过调研，因而没有发言权；但是笔者认知，这是时代进步中报业发展的畸形怪胎，大概不算谬误。诚然，中国报纸面对现实，无可逃避地增加了商业属性，但是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纯正的文化也是其不可欠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大洋彼岸的西方姑且不谈，就拿中国台湾地区的两大报业集团——《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来说，其报的商业属性自然不必多费笔墨。尽管如此，他们每天整整一版篇幅的文艺副刊，从不被广告和“花边新闻”所占有，不仅保留其文艺版面的完整规范，其文艺副刊每年都要进行一次文学评奖。对比之下，我们的有些报纸，似乎死了中华文化的精神脉络，我们只要打开那些彩色版面，扑面而来的不是带有一种粉色沙尘的气息吗？那些报人，怎么会不知其为何物，更不是不知道这种媚俗的膨胀，必然带来精神萎靡的后果；之所以如此，就好像马戏团里的狗熊钻火圈那般，因为其表演能出彩赚钱，便也自觉地上演开了报人钻“金钱眼”的魔幻——弘扬文化的宗旨，早已被这些报人从日历上剔除了。
笔者落墨至此，正好南方一家报纸的副刊编者打来长途电话约稿，我把上述想法说给她听，她认为报纸副刊“沙化”已非少数，其例证为有一家收入排行榜上的有名大报，干脆取消了文艺副刊。有了南国的知音，大概这不属于一个北国佬的偏见了。因而不识时务地写此短文，以表对精神田园枯萎的忧心。记得，前两年大陆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在台北回答同行的提问时，王安忆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句话：“面对纷繁的文化杂色，我现在向往古典。”此时此刻，我之所以想起她的这句话来，意在说明不识时务者绝非我一个人。于是，便更有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勇气。
然否？权且当成是一孔之见，呈献给时下的报人吧！
2000年4月21日于北京
[且慢“经典”]
20世纪之尾，某省出版社出了一套百卷本的“散文经典”。从鲁迅先生开始，直到一代知青作家，可谓洋洋大观。笔者有幸也被编者纳入“散文经典”的百卷之一。初闻这个消息时，我已感不解，待找到那本我的散文选集时，则从不解转为愕然。我不否认自己曾写出过一些骨血丰满的散文，那只是把苦难生活涂鸦于纸上；至于它是否会成为“经典”，属于后人评说的权利。任何学者、编辑，都要对使用“经典”之词，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