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妹在这所医院。”我又说，“她会为你找最好的心脏专家来会诊。”
你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你的神色使我黯然神伤。佩丽怕我因感情冲动而泪落，便把我和紫兰给你带去的几盒“天然生命口服液”拿给你看，借以挡住你的视线。但你用手拨开了这摞纸盒，目光仍然追寻着我。
葆琛，此时我的感情已全然崩溃，但理智之闸门强使我收住了即将涌出的泪水。你我同属在一个时代蒸锅里，被蒸煮煎熬过的同一“品类”，在囚窗里已然成为莫逆的相知，难道你真要英华早逝，离我而去吗？
你的目光离开了我，转而看向窗子。这是京华，窗外没有西双版纳的密林和溪边自由自在的白云。你不要再寻找那流逝了的绿和飞逝了的云了，你在这间小屋，或许将接受第三次死亡麻醉，和第三次的开膛破肚。血是红的。云是白的。
我当真无法想象你再承受一次血涌之痛苦，因为你的血液里包含着你二十年的泪，血泪横流的场景，是会让每一个同时代知识分子泪雨纷飞的。
还好，上帝没有叫饱饮黄连苦汁的你，再挨上最后的一刀，你便因瓣膜感染而引发心力衰竭，于8月14日凌晨4点，走完了你血泪搅拌的漫漫人生路程。我欲哭无泪。我欲喊无言。
我的泪和言，都融进我这封寄往“方城门”的思念信函之中了。当然，我还要将这一纸冥冥祭文撒向活人的阳间世界，并掷向那历史和现实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祭坛。
1993年8月20日悲思于北京
[风标]
不知那是楼上哪位女公民的红头纱，被贝加尔湖卷过来的白毛旋风，给刮到一棵枯瘦的杨树上去了。
这是初冬发生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那天，我面向窗户正在写一篇有关欧洲中世纪的散文，意向是想透过那架已停止了转动、被风雨侵蚀得遍体鳞伤的风车，来回眸日耳曼民族的历史。就在这时，窗外犹如一团彩霞飘过，我停下笔，痴、呆、笨、傻地望着那铺开在窗外的红头纱，它挺像巴格达童话的神毯，在空中飘悠了好一阵子，最后被面对我楼窗的那棵像老人手指般的老树树杈抓住了，那片艳红就留在了那里。
我想：在那个风天，每扇楼窗后与我同向的眼睛，都看见了这奇特风景的诞生。我的楼层上边，住着一位年过八旬的离休老局长，他在电梯间碰到了我，问我是否看见了悬空而挂的巴黎公社的红旗？老头儿想象力十分丰富，丰富得令我目瞪口呆。经他点化，我定睛看了看那片艳红，在风中抖开时，确实有点像面红旗，但是巴黎距离北京八千八百公里，这是标写在埃菲尔铁塔顶端一张世界瞭望图中的数字，巴黎的红头纱何以会穿过中亚、西亚，飘到京华朝阳区的一棵老树上来呢？
像反复咀嚼一块泡泡糖那般，我仔细琢磨着老局长那个形容词，竟然也咀嚼出一点点味道来了：面对比那面艳红更博大的街市风景，是不是有点硌牙和失落？因为就在那棵老杨树下，就地“练摊”地摆开一字长蛇的阵势，叫卖和吆喝声不绝于耳……
一天，同层楼住着的一个邻居女孩，到我的写作间来找书看。我指给她看被挽在树杈间的那团彩云，她的回答同样出乎我的意料：“伯伯，真怪可惜的，那是一块质地很好的纱巾。”
“你怎么知道它是上等品？”
“我和同学去逛过‘燕莎’！”
“这不足以说明它质量上乘。”我说。
“伯伯，您知识比我多，视力可没有我好。”她一双晶黑晶黑的眸子，远眺着那片风景，“您又是个男的，没有女孩儿的眼力。”
说得在理。
我无言以答了。
邻居女孩继续喋喋不休地说：“我想那棵老树，一定是嫌自己太丑了，像个丑老太婆似的。它想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一些，便从风中夺过来女孩儿好看的红头纱。”
“你看它年轻了些吗？”
女孩儿摇摇头：“没。”
“不是多了面颊上的几缕红晕吗？”
“它太老了。伯伯，它跟人一样，不是靠妆饰就能返老还童的。”
我笑了起来，拍拍她的头说：“你编织出来另一篇童话，很精彩，大了说不定真能当个作家呢！”
小姑娘非得追问我第一篇童话是什么。我隐藏起老局长的第一手“创作”，以调侃欺骗童真说：“是我编的，一片彩霞挂在枯枝枯杈上，简直俗不可耐。你的童话编得挺符合生态学生老病死的规律呢！”
她走了，留在室内一串风铃儿般的童真笑声。我有点内疚和惭愧，因为那一小块挂在树上的胭脂红，当真使我想起记忆中的一个被遗忘了的真实故事，而这个故事，如果说给邻舍的小女孩听，太刺激她稚嫩的心灵了，因而还是把它藏在我的心底为好。
冬日苦短，北方的天黑得总是很早，那天傍晚京城飞落了那个冬天的第一场雪，在白雪和街灯的辉映下，那块红纱巾如同浸透了浓郁的血色，变得暗红暗红。我凝望它很久很久，凝固了的记忆便从那块红纱巾里蠕动起来……如果给这血色记忆起个太俗的名儿，可以称之为“真假林妹妹”的故事。
假“林妹妹”是个男性，上海人，名叫郑光弟。他时运不佳，在北大物理系毕业那年，正碰上了1957年反右的风暴潮。这人挺固执，不低头，不认罪，便翻了船，沉了底儿，被送进铁丝网内的劳改队来了。在清一色“老右”男儿国里，他之所以获得了“林妹妹”的绰号，缘起于他单薄纤弱的身板以及多愁善感的气质。他面孔清秀而文静，眼角眉梢常常流露着几分忧郁、几分悲楚，因而在男性王国里，成了星群中一钩沉月，颇受全体“老右”的青睐。
但就是这位弱不禁风的“林妹妹”，在“文革”初期演出了一幕果敢的悲壮戏剧。秋末冬初的一个晚上，劳改队队长晚点名时不见了“林妹妹”，队长派“同类”拿着手电去四处寻找他，将近午夜时分，“同类”们才在一个水塘旁边发现了他。他自我结束生命的方式，十分奇特：绳子的一头拴在塘坡的树根上，绳子的另一头捆住了自己的双脚，上半截身子顺着倾斜的塘坡，浸泡进塘水里。手电光下，发现了他留在树上的一张纸条：我因对未来绝望，而和大家诀别了。无论哪位路过这儿的仁人君子，只要像拉渔网一样往上一提绳子，另一个世界的万物之灵，便又和“同类”见面了。
出奇地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