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曹茂林]
人区别于低级动物之处，在于人是有灵魂有良知的群体。
几年前，我在《北京晚报》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其内容是寻找一个当年管理过我的老公安——曹茂林。
曹茂林是北京的老公安了。近日，在写完《走向混沌》第二、三卷之后，我发现了自己感情世界中无法弥补的感伤：那就是三个昔日的爱护劳改队中知识分子的狱政干部，有的走了，有的病了。我在山西劳改了近九年光景，当我1997年回访山西几个监狱时，特意去伍姓湖农场看望一个曾经给予我生存力量的劳改干部陈大琪，场长告诉我，他患了痴呆症，住在外地一座城市医院，愿望落空。今年5月16日，我想把《走向混沌》脱稿的消息，告诉在西城公安分局的董维森（他曾在团河劳改农场当过我的政治指导员），西城分局的韩留柱同志告诉我，他过世已经三年了。我如受雷击，蒙了很久。前几年我还在他的家里吃过饭，共同举杯回忆当年一个专政干部与一个被专政的右派之间的微妙关系，怎么转眼之间，一个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见地的老公安，就被疾病送到天国了呢？
在我感叹人生祸福无常之际，便更加怀念一直不知去向的老公安曹茂林来了。60年代初期，我在塞外的营门铁矿劳改时，他是给予我温暖的第一位劳改干部。1961年工业下马，劳改矿山要向地处东北边陲的兴凯湖转移，我的老母亲拉着我年仅四岁的小儿子，来到中转站北苑收容所看望我时，曹看见我母亲泪眼汪汪站在那儿，被我将要下放到北国边陲的消息惊吓得不知所措的时候，把我叫到一旁，低声对我说：“告诉你老妈妈，你们‘右字号’的不去那块地方，你们去津北的茶淀农场。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
当我母亲听到这一消息时，她立刻如释重负地不再流泪。其实身为专政干部的曹茂林，完全可以不把这个消息告诉我，而使老人在一旁独自神伤；他之所以把这一消息通知给老人，不外是受善良人性的驱使。在那个年代，能够有曹茂林般心肠的劳改干部并不多见。这一小小细节，不仅使我牢记一生——当1979年我重返京华时，我的母亲还没忘记这件事，她说：“虽然，那只是一句话的事，你可不能忘记人家——不然的话，我就没有力量走回咱们家了。就是强打精神拉着孙子能回咱那十平方米的小屋，怕也会生上一场大病！”
曹茂林是个与众不同的老公安。他的长相也有着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两只眼睛一大一小。那只大眼睛可能得了沙眼之故，风一吹就不断垂泪。工业下马，我们刚到北苑中转站等待转移时，他因为要料理许多事情，便把他的印章交给了我（凭他这枚印章，可以给病号开病号饭，可以在大院自由穿行）。我清楚记得，他把印章交给我时叮咛我的话：“该怎么对你说呢，我想国家将来总有一天，还要用上你们知识分子的。在等待转移的日子里，你把几百号人的生活管理起来——特别是对你的‘同类’，你要特别关心。有病的看病，该吃软食的开病号饭。”他说的“同类”一词，就是指那些落难的老右。在60年代初期，能有这种目光的劳改干部，在我的记忆里，似乎只有曹茂林一个，因而我对他的印象，称得上深入骨髓。
尤其使我终生难忘的，是他带队去边陲的劳改驿站前夕发生的一件事。由于行程急迫，他在行前的晚上，来我住的监舍取他那枚印章。我只是两眼凝神地望着他，他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问我还有什么事情，有要对他说的没有。我突然想起在矿山的时候，我的一只英纳格手表和我年轻时写作用的一支螺纹派克笔，上缴给了一位主管财务的队长保管。那位队长也是要去东北的，可是他只把那块手表退还给了我，那支派克笔却一直没有还给我。虽然当时我已无提笔写作的权利，但那支笔是我昔日写作的纪念物。曹茂林听了我的自述后，脸涨得通红。他责怪我道：“你为什么不找那位队长要回来？”
我难为情地说：“我找过那位队长了，队长说行程太急，来不及找了。”
“岂有此理，在这儿停留这么多天，怎么就没有时间找一支笔呢！”我过去从没见他发过火，那一刻他的脸由红变紫，“你放心，到了东北我一定给你把那支笔找回来！”
第二天，他们就踏上去东北的行程，把我们一批右派甩在了北苑。我为此事心里十分后悔：身子都掉在井里了，还考虑耳朵干什么？今后我是以修理地球为生的劳改人员，一支小小的派克笔对我又有何用？这不是给曹茂林心里添乱嘛！大概是在一年多之后，我们这些随风飘来飘去的草籽，从北苑调往茶淀，又从茶淀农场转移到了团河农场；关于那支派克笔的事，早就被我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有一天，右派队的政治指导员董维森（前文中提到，现已西归的那位公安）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有我的一件东西，几经周折转移到团河来了。说着，他拿出一个小小的木盒，里边躺着我的那支在50年代写下了三本书的派克笔。
我对董维森讲了这支笔的故事。他笑笑说：“哪个行当里都有贪吃的老鼠和捉鼠的猫。现在它远行千里，物归原主了，你把它好好收起来吧！”我当时心情十分激动，做梦也没想到它能从五千里之外的地方飞回到我的身边。因而我恳请董维森如果能见到曹茂林，替我向他表示谢意和敬意。他当时答应下来了，但是他说劳改系统的干部，难得有见面的时机——何况，他并不认识曹茂林，就更难上加难了。
…………
直到1979年我结束了劳改生活，从山西回到北京以后，我去董维森的家中叙旧，又向他谈起曹茂林的事情。我说我母亲让我去看望一下这位老公安。董非常理解我母亲和我的心情，但是他当时在西城分局搞预审，工作繁忙可想而知；不知他是忘记了这件事，还是没有时间去查找曹茂林，我一直没有查找到曹茂林的工作去处。此情不了，心中难平——因为他的身上具有人类最为珍贵的廉正和善良。特别是在我《走向混沌》三部曲脱稿之际，我怀念曹茂林的心情，骤然升至沸点。在百无良策可觅之时，便萌发了借《北京晚报》一角，寻找老公安曹茂林的念头，望知情者能在便中够告知一二；当然更希望曹茂林本人或他的家属能看到这张报纸——我急切想去探望这位外表朴实无华，而内心蕴藏着闪光金子的人。
1998年5月26日于北京
[圆梦羊耳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