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么说，我是从尧都临汾开始了人的生活的。机关同志和邻里们像一团团无焰的火，点燃着我濒临熄灭的文学生命之光。虽然，郑老交由我主持《战地黄花》的期刊编辑工作，但任务轻松，大部分时间都由我自己支配。我一个人住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屋子里，屋角纸顶下垂，一次耗子在纸顶上跳集体舞，大概是舞兴使其忘乎所以，竟然叽里咕噜从纸顶的空隙间掉下来三只。它们争相往墙脚奔跑，寻找洞穴逃命，但这间屋子无洞可觅，我索性打开屋门，让其逃命。之所以如此，我想我的命运也曾酷似亡命之鼠，何必物伤其类，还是积德行善为好！可是我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误谬，那些耗子并不以此为戒，反而在屋角纸顶上折腾得更凶了。特别是我扔下手中之笔的午夜之后，耗子竟然从那空隙中滑溜下来，在我的床上窜来窜去。无奈之际，向单位的事务员老关，讨来一把老鼠夹子，以诱杀“同类”换得笔耕后的安静睡眠。
临汾地属晋南，夏日酷热，老关奉郑老之命，给我送来一台电扇，说是怕我中暑。我说：“老关，你代我谢谢郑老的美意，我这个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已成为习惯，不需要这玩意儿。”老关说：“这是待遇问题，各屋都有，你为啥不用？”我说：“我还想再锻炼一下我的意志，看看环境变了，还能不能承受炎夏的蒸烤。跟你说个事儿，你一定会摇头，在茶淀劳改农场，我还光腚干过活儿呢！”长着梆子头——前出廊后出厦的老关笑了：“那要去了妇女，咋个办法？”我说：“劳改队男号里哪会有妇女出现？是清一色的男儿国。”当真不出我所料，他摇了摇头，不知是不信我的话，还是为我曾裸露着灵肉之躯卖命干活而深感悲怆，转身走了。这个人执行领导决定一丝不苟，到底还是将那台半新不旧的电风扇放在了我的写字桌上。
炎夏当真来到了晋南，面对风的诱惑我采取自我惩罚的办法，就是不把电风扇的插头与电源接轨。“穷而后工”是中国古代文人中流传下来的风范，我信奉它并身体力行。因为我清醒地知道，告别了近二十年文坛的我，正处于反刍生活、积蓄力量，以便重新崛起的前夜。我不能因环境改变，而对自己有丝毫的宽容，我甘愿自讨苦吃。
我抵抗三伏酷暑的唯一办法就是赤背大战，浑身上下脱得只剩一条短裤。文联搞戏剧的老牛，每每走进我这间屋子，都为我这副模样而发笑不止。后来，他给我起个绰号，称我为“秋黄瓜”。据他解释，此绰号来源有二：一、我坐在书桌前挥汗耕耘的时候，赤裸着的微胖的胸背，颇像一条“秋黄瓜”；二、我炎夏很少喝水，而是在书桌旁摆上几条从菜摊上买来的新鲜黄瓜，渴了便咬上几口，以补充体内汗水之挥发。
回眸一望，这间破旧但充满人间温情的小屋，对我在新时期文学的井喷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1978年我在《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上发表了重新亮相的两个短篇小说，就是在这间小屋完成的。其珍贵意义，在于当时中央五十五号为“错划成右派的同志改正”之红头文件尚未下达，我已经意识到我的文学生命，历经二十年风风雨雨不但没有死亡，反而孕育了超越50年代之作的文学基因。之所以如此自信，因为我大脑皮层中蕴藏了深厚待挖的底层生活，是它支撑我在文海之中再扬征帆。引起轰动效应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构思于这间小屋，开篇于这间小屋（当然，今天重读此作，使我因窘然而脸红心跳）——许多临汾地区青年作者常到这间小屋来找我聊天神侃，李锐就是我众多青年朋友中的一个。
他原是一个干部子弟，父亲死于“文革”。这可能是我和他得以神交之内在渊源。他从“临钢”来这间小屋找我聊天，既谈文学，也谈社会，更谈人生。记得，有一天晚上，因为聊得过晚，他还在我的那间小屋睡了一夜。我的床大于单人床，小于双人床，对于曾经受插队磨炼过的他和在劳改队睡惯了大通铺的我来说，那张床是够我们睡了——我们当时都没有宽大松软的席梦思的生活概念！未曾料到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走到同一个竞技场来了；尤其巧合的是，在199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界》长篇专号上，我和李锐的长篇发表在同一期，并占据了“专号”的全部版面！这使我记起我和李锐同榻而眠的一夜。因而，这座古都留给我的记忆是深刻的、鲜明的。它不仅是使我文学复苏、再生的摇篮，也是我重新步入社会的第一个驿站。这里，不能不提及一笔的是，在尧都，我还接受了作为一个人的考察：1976年“四人帮”覆灭后，“两个凡是”接踵而来。当时，调我来临汾工作的地委宣传部部长郭璞和郑怀礼学长，都为此而承受了压力。在一段时日，曾有人要我写郭、郑的材料。我最初对此拖延，继而愤然反抗，对找我写材料的同志大声吼道：
“对不起，我在劳改队没学会这个本事！”
他说：“你冷静一点嘛，地区有同志过问此事，又不是我自作多情，是奉命来找你了解情况的。”
“了解什么？”
“你是‘右派’……”
我立刻打断他的话：“用词请准确一点，我早就摘了帽子！”
“你总是有这段历史嘛！”他说，“有的同志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我急了：“我没什么可写的。这两个人在我眼里都是响当当的真正布尔什维克。要让我写违心之言，我不能干。干脆，你们送我回原来的劳改农场好了！”
…………
这是在乍暖还寒的岁月，发生在尧都的一段往事。我没有忘记它，也不该忘记它。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活得真实；文人在各种命运的羁绊中尤其不能丧失良知。在临汾，我历经回归成为人之后的第一次考试，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人学”答卷及格。
之后，随着中国大地的冰河解冻，万木回春，对“老右”的改正文件终于下达了。我北京的原工作单位，派两名干部在1978年底来临汾接我返京。我没有急于回京和家人去过1979年的元旦，而是留在临汾与朋友们共度新年。行前，我特意买了花生以及罐头之类的食品，去临汾地委党校探望因给我这个“老右”来临汾文联工作盖了图章并为此而承受了压力的郭璞同志。临汾地委党校在卧牛城之西，离市区有几里的路程，调我到临汾来的使者老梁，陪同我去党校向郭璞辞行。
当天很冷，还刮着五级西北风，我俩骑着自行车，一路逆风而行。身材瘦小、胸襟豁达的郭璞同志，对我究竟叮咛了些什么，我今天虽已无从记忆，但是他的几句话，我却铭刻心扉之上了。他说：“从某种意义上去看你的这段劳改生活，这是你独有的‘财富’，回到北京文坛以后，要把财富转化为力量，就要不断自励自强。多写书，写出一本本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书来。你有文学天赋，又很刻苦，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一定会有所作为。”
我没有回答出什么话来，当时的心绪十分紊乱。恍惚记得，我只告诉他在两个月前去西安电影制片厂修改剧本，在那里我完成了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收尾的创作，并在返回临汾时将书稿掷进了西安火车站的邮局。在这篇小说中涉及敏感话题，当然，也牵扯到了我在山西省的某些劳改场里的各色人物。当时，我之所以把这篇小说告诉郭璞同志，不外是提示他这篇作品可能会引起一些麻烦。他是调我来临汾工作拍板的领导，我理应使他知道（小说在《收获》发表后，一个劳改矿山的狱政科长，果然对号入座了，引起了《文艺报》用两期的篇幅，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专门讨论这部作品）。直到天近中午了，老梁和我才离开党校，郭璞同志一直送我到门口，并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不要把路设想得十分平坦，今后你也许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坎坷。首先是做人，力求人和文的统一。”一个地委宣传部部长，能对人生与文学有这么高的透视力，我怎么能够忘怀这个又矮又瘦的老部长呢？
文联机关的大姚、刘浩是两个象棋迷，我有时与他们对弈于“楚河汉界”，因三人下棋水平都属臭棋之列，因而留给我许多可笑的记忆。机关还有一位年纪最轻的美术工作者王鹰，她是随父亲被逐出水晶城北京，在临汾落脚的。她向往她离开的首都和童年的故宅，常和我聊起她在北京时孩提的生活。因而在卧牛城那些寂苦的日子，我常常能听一个个很遥远的梦！听到我要返回京城的消息，她深深为我祝福，并去土特产公司为我买一袋贡枣，叫我带回北京。
尧都——我难忘的漫长苦旅中的最后一个驿站！
我无法忘却那两年多的日日夜夜。我把人的真诚留在尧都，尧都回赠给我一团助我燃烧的火焰！1979年1月6日的午夜，我登上了返回北京的列车。寒冬更深，人们都来车站为我送行。当列车徐徐开动时，我的眼眶潮湿了——那是一个男人不轻弹的眼泪。
1993年4月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