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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及的是时代大人物之间的历史往事，下边笔者触及的是小人物之间的往事今朝。2003年的暮春，有人按响了我家的门铃。我问：“哪位？”他说：“我是你《走向混沌》里写到的那个‘符某’，到北京来办事，顺便来看看你！”听了对方回答，我顿时愣住了。自报“符某”的是何许人也？当年劳改队里的头人之一，在我二十年劳改生活回眸的《走向混沌》一书中，我曾很赤裸地勾勒出他的污秽灵魂。原文大意如下：一个星期天，来自原卫生部的劳改“右派”李建源，在与他一起洗衣服时谈到衣服最难洗的部位，是领口和袖口，因为这两个地方最脏。其实，这是人人皆知的生活常识，但是让人料想不到的是，事后他把李建源的话，上报给了劳改队队长。经过他的政治过滤，“领口和袖口最脏”摇身一变成了影射“伟大领袖最脏”的恶攻事件。当时正是“文革”的狂热年代，其后果可想而知：李建源遭受到批判和围攻，并被掷进了禁闭室里反省。此事，在当时成为时代的“典故”，凡是涉及“领”字和“袖”字的话，一度成为禁区。
试想，事隔几十年，此公前来探访，能不引起我的惊讶和警觉吗？但我还是打开了门，我们一起走进书房。他说：“老从，我在山西工作，你的地址是从山西作协打听到的。今天我来看你，是抱着忏悔之心来的。在那个年代，人人心灵都扭曲变形——我也难逃这个魔咒。不过，我欠下的这笔历史债务，后来也受到了精神和肉体的惩罚——在1972年的早春，我们同在劳改煤矿劳改的时候，你头上顶着头盔和矿灯，在矿井下挖煤；我率队在井上挖冻土，修建新监号。一天，冻土塌方时正好把右派李建源埋在土堆之中，待我们把他扒出土堆时，他已停止了心跳……这时，我想到的只是他真倒霉，没想到此事会波及自己；但是不久，上边来人调查事故原因时，我是带队的头人，便因失职而被送到禁闭室。真得感谢这次禁闭，那种不见阳光的日日夜夜，让我设身处地开始自照镜子，便联想起‘领口’和‘袖口’让李建源遭受批斗和关禁闭的一幕，都是我的罪过。我错了，我没脸去见李建源的后人——你如果有机会见到他的家属，一定代我向他们一家转达我的愧疚之心。”
至此，我悬在空中的那颗心，变成了感动。我留他在家吃饭，他说他来北京还有些事情要办，没有与我一起进餐便匆匆地走了。后来这个符某人得了肝癌，我去山西访故时，还特意买了些护肝的营养品，并叮咛他注意保健的同时，不要困扰在历史往事中不能自拔。历史是个大舞台，任何人都不过是它的一个音符，在新的历史明镜面前，能有个自审自识也就够了。同时，我还告诉他，已将他的委托辗转告诉了受难者李建源的后人，他的儿子深得慰藉之余，还在祭悼他父亲时转告给了地下亡魂。
行文至此，笔者忽然忆起又一个历史镜头：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书店签名售书，正好与漫画家华君武相遇。他签售他的漫画集，我签售我的散文集。签售之后，他突然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为1957年我画的‘反右’漫画，向你们道歉。”我愣了许久，因为当年批判右派的文章铺天盖地，我当真记不起他画的“反右”漫画了。直到前几年华君武逝世之后，我才从漫画家李滨声追忆他的文章中，知道华君武当年用漫画的形式批判过李滨声的漫画《无嘴的人》。看！这是多么深刻的反躬自问，报纸上说他曾十多次向1957年落难的人表示他的愧疚之情。
够了，愿文化人都能以周扬和华君武为镜，照一照自身在历史长河中的灵魂，以不让中华民族“自省吾身”的美德，在民族复兴的21世纪断肢解体。这是笔者从几件尘封的微观事例中得到的精神启迪；如果从宏观的视野去剖析更多事例，则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不仅经济在腾飞，“以人为本”的精神光环也在耀我中华。笔者在近两三年分别看到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以及陈毅之子陈小鲁，分别到他们当年读书的中学，向在“文革”年代被他们批斗过的老师赔礼道歉的新闻。笔者深为他们的忏悔精神感动之余，认知这不仅仅是传承“自省吾身”的中华美德，更是实践今天强国梦之一翼。因为中国历史早就留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历史名言；这样才更利于把我们国家的地基夯实得更加坚不可摧。
谨将对“忏悔”的一纸感言，与“文荟副刊”的读者共议共享。
2015年秋定稿于书斋
[“文”与“财”新解]
秋色正浓的10月之尾，与几位文友走访了西安市郊周至的财神景区。本来，这是很开心的文化之旅，但途中却有友人打来电话质询我：“你们这些作家是不是想当财神爷了？”我答：“景区是在西周时期赵公明的故土建立起来的，他原是个靠干木工起家的人，后来发家后便广济贫民，他以老子的‘上善若水’为行为之本，被后世誉为神灵。”这位友人哈哈大笑，嘲弄我们说：“清代文翁王永彬的《围炉夜话》你一定读过，开头的两句财富名言是‘无财非贫，无学乃为贫’。”我说：“你一生是开顺风船的名人，与我这个穿越人生苦水河的舵夫，怕是尿不到一个壶里。回北京后，我会用笔锋解剖清代这位大儒的华而不实的。”于是，便有了这篇拙文。适逢《金融博览》约稿，笔者在此答复友人的一纸文墨，与读者共议人与财富的话题。
“无财非贫，无学乃为贫……无子非孤，无德乃为孤。”这是清代文人王永彬在《围炉夜话》中，留下的一首中国文化人的绝唱。能不能这么说，这番话既是他个人的声音，也是他对两千多年来儒学孤傲精神的一种概括。时至今日，笔者重新咀嚼这段文化格言时，虽然感到其文掷地有声，但也感到这位清代文化长老的论述，有在儒学宝座的巅峰上坐而论道之嫌。笔者之所以这么评说，实因他从纯儒学的角度，把财富与文化、道德与人性做出了根本对立的诠注。
笔者近读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商业史》，在序文中有一句一语中的的话：“中国自古以来，文化人大都轻商。”这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惯性思维，是很难在一朝一夕有所改观的。笔者亦为一个文化人，读了王永彬的文化箴言之后，疑问随即而来：如果没有了财富的支撑，那些古代的名人雅士，如何穿衣吃饭，是用什么来购买笔、纸、墨、砚的；又是如何将那些诗、词、歌、赋装订成册，流传于世的？
记得，在历史新时期开始之际，文化人在反思历史时，有记者问及我这样一个问题：“你被划为右派，下放劳改时，还有没有创作欲求？”
我说：“有时有，有时无。”
他说：“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无？”
我答：“吃饱肚子的时候有，饥肠辘辘的时候无。”
道理十分简单，在20世纪的60年代，在劳改队我用破锅煮过菜根，以充饥挡饿；那时连生存下去都是问题了，何以会再迸发创作欲求？因而，我联想到无论是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抑或是罗贯中、曹雪芹……他们是在填饱肚子之后，才展现出他们的文学天赋和艺术潜能的——如果他们不具有填饱肚子的起码金钱保证，何以买得起纸、笔、砚、墨，他们的文字何以会流传千古？因而，财富二字本身并不无耻无德，对文化人来说，没了它就没了赖以生存的根。难道不是吗？
鲁迅当年虽然遭受国民党迫害，但是千字折合六袋面粉的稿费收入，他还是不乏温饱的。我的挚友——英年早逝的刘绍棠，在20世纪50年代，曾为几句文化与财富的实话而付出惨痛的代价。他说：“如果我们能有三万元，就能心安地写长篇小说了。”结果，人家说他是提倡拜金主义，在报上被批来斗去，后来演绎成典型的右派言论之一。其实刘绍棠所触及的，正是文化与财富依存的本源关系，我们的文学史上“贫贱不能移志”的文人是有的，如晋代陶渊明诗翁自摘乌纱，到桃花源去喝自酿的美酒；明初放牛娃出身的画家王冕，拒朱元璋进朝为仕的圣谕。这里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他们都是有饭吃、有炕睡的人——从古至今还没有哪个身为乞丐，而又写出来传世佳作的文化人——文化与财富是连体婴儿，如果没有穿衣吃饭的底线保证，怕是有多大天才也会无所作为。
诚然，纵观有着几千年古老文化的中国，自从有了“财富”这个字眼以来，财富常常是与“无学”“无耻”“无术”“无德”等贬义词汇联系在一起的。之所以如此，可能与历史上的大贪、大宦与官商勾结，留下的种种污秽的行为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不仅污染了财富的定义，更有甚者成了财富权贵或欧也尼·葛朗台式的人物。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许多品质高洁的富商，像西周时期的赵公明，近代史上的胡雪岩。因而笔者试想，王永彬之所以把财富与道德绝对对立起来，从文化血缘关系上去探寻，似乎与中国文化人在诸子百家中独尊儒术的思维定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而，王永彬《围炉夜话》中的“无财非贫”“无子非孤”之说，有悖社会的人伦经纬。而斑驳大地的底色中，吃、喝、拉、撒、睡是人类生存的起点，没有了这个生存底线，一切都会变为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不要说著书立说，如果没有钱买粮充饥，怕是连王永彬在内，早就成了一把骨灰，与荒郊野草为伍了，何以会有《围炉夜话》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