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傍晚，玛拉沁夫和随团翻译回来了——想不到的是，顾彬也随他们一起走进了餐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历经这场中途退会风波之后，顾彬脸上毫无尴尬表情，依然是面带微笑，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见他这副神态，我们也只好“太平无事”那般在餐桌旁坐了下来。没有想到的是，平日沉默少语的高晓声，在吃饭时却向顾彬提出了问题：
“你赞美诗人顾城很对，并没什么错误。可是你对势如井喷的中国当代文学，实在是知道得太少了……”
顾彬打断他的话说：“说说你的道理？”
“比如，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区别于过去的作品的最大特征，就在于追求严酷的生活真实。这一点你就没有看到。”高晓声用满口江苏话说，“中国作家懂外语的不多，可是你赞美的顾城，他懂外语吗？”
“这个问题……”
我知道高晓声是在以纯真对“狂癫”，不可能有任何效果，便端起手中的酒杯说：“咱们喝酒。在餐桌上别谈文学了，黄先生的餐馆，菜做得还真有味道。”为了晚餐吃个痛快，杜绝再起波澜，我还特意举起酒杯，走到顾彬身旁说：“今天喝的是国酒茅台，不知教授能否喝出独特的香味来？看我干了它——”
他的酒杯沾沾嘴唇便放下了。好在同行的作家们，都看出他的骄狂和偏执的习性，便不再理会他的存在。只是在晚餐结束他离开餐馆之后，对他的评说再起。记得，最为尖刻的是莫言，他说：“哎！德国知识阶层中，也不缺中国的‘铁公鸡’‘瓷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这真是开了我这庄稼小子的眼界。”他虽然是低声宣泄，因此话颇具中国古典韵味，还是引起笑声一片。
我揣着一肚子愤慨回到住所，便拨通了张洁在维也纳的电话（她当时正出访奥地利，曾来电约我访德后顺访维也纳），在电话中对张洁大发邪火。我说：
“前几天游了德国的‘死鬼洞’，在波恩真的遇到了‘活鬼！’”
张洁愕然地反问我：“什么死鬼活鬼的？”
我说：“我还要留下来参加欧华学会一个会议，会后我去维也纳。到那儿再跟你说‘活鬼’的事吧！”
张洁是个急性子，她说：“你现在就说，我在听着。”
“不行，跨国电话费太贵……7月在维也纳见。”我挂上了电话。我想张洁的脸一定气白了。
这就是我们参与顾彬主持的“波恩文学周”会议之后的愤懑心绪。
[B]
上述文字，简摘于笔者当年发表于《花城》的《德意志思考》长文。不能略去的一笔是，在此文发表之后，顾彬教授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看到了，曾委托一个德文翻译家转达他对此文的不满。大意是说我曲解了他在文学周时的用意。当时，我确实进行了自审，但无论怎样自我瘦身，也没找到中国作家的失礼之处。因而，当2008年顾彬来到中国之后，一些使中国文化人大跌眼镜之举和种种离谱的表演，就不难找到其依据了——那就是“洋和尚”念歪了中国的文学经，并非始自今天，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显现出端倪了。
笔者书房里存留下有关顾彬的奇谈，不算刊物，仅报纸就有七张之多，其中有《中华读书报》《文学报》《羊城晚报》《南方周末》……顾彬最为离谱的奇谈怪论，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包括孙犁在内），但怪异的是也有一些浅薄的文化人为之叫好；二曰因为中国作家不懂外文，所以无法登上文学高峰，此论也受到一些崇洋媚外者的青睐。恕我直言，顾彬讲的屁话，都是当年歪论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