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巴开不进村内的小巷子，我们刚刚下车，就有一个中年妇女，面带微笑地迎了上来。凭着智力，我很快猜了出来，她该是王家的儿媳——因为她身上没有昔日“三朵金花”的形态。果不其然，当她搀扶着我的胳膊，在高低不平的巷道向前走的时候，她说她嫁进王家时，我已经离开她的家了，后来听公公说，我已经平反了，有一次公公还让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听广播小说：“书名叫啥北……北国……”我告诉她：“叫《北国草》，不过那已经是翻过去的老皇历了。”此时她已搀扶我到了巷子中间，一家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了，因而我顾不上再多说什么，急于和门前的人一一握手。
1972年至2009年，时间虽然流逝过去了三十多年，但我还是能从她们的眉宇间，识别出“金花”三姐妹来。当然人都变老了，但庭院和房屋却变新了——难怪我上午没能找到这个老巢呢，随着历史进入新时期，王铁匠的房舍已非昨天的残破模样。可是我的惊喜瞬间转化为了不安——因为在迎接我的人群中，有闻讯赶来的乡亲和街邻，但唯独不见王铁匠夫妇。“三朵金花”感谢我几十年后还能记住她们的双亲，但是告诉我她们的爹娘已经辞世，这让我的感情顿时沉入谷底。按年龄计算，王铁匠夫妇大不了我几岁，但人间祸福无常，当我这个当年的劳改犯来此谢恩的时候，他俩都不在人间而去了天堂。奈何！面对此情此景，我要求能看一眼他俩的影像，“金花”们便带我走进昔日的老屋（今日的新屋），墙上挂着老夫妻和儿女们的肖像。此时此刻，多少往事闯入我的心扉，当我低头向王铁匠夫妇的遗像垂首默哀时，泪水立刻涌出眼帘，并流下腮边，致使我不得不掏出纸巾，擦着流淌下来的泪水。
此时，随同我进屋来的山西友人祝大同，为了转移我的悲凉心绪，便用他特有的山西腔调高声说道：“从老，您两眼别总看墙了，看看您身后的小娃儿吧，长得多水灵，多漂亮！”我回过头来一看，果然有一个白白的小娃子，长着一头黄发，正在朝我启唇而笑。我不知这个娃儿是王家之后代，还是哪朵“金花”的骨血，便把口袋里装着的二百块钱掏了出来，塞在他肉乎乎的小手掌中。“金花”们喊：“快谢谢爷爷——快谢谢爷爷——”小娃子稚嫩的笑脸，引起满屋人的笑声，这才让我那颗沉重的心得到了舒缓，我破涕为笑地说：“该谢的是你们一家人，在我当劳改‘煤黑子’的时候，你们给了我——”
我的话被打断了，“金花”姐妹们说让我去看看当年我住过的土屋。我想转身出屋，但被她们拉扯了回来，她们挑开屋内一个布帘说：“您住的那间耳房，与这间正房打通了，您过来看看，和过去大不一样了！”
我眼前的这间新房，不仅土炕没有了，而且变得四壁皆白。我抬头向上看看，昔日耗子闹天宫的纸糊顶棚，如今也变成了实顶。我开玩笑地说：“大概你们今天不再养猫了吧？”
三姐妹都笑了，反问我说：“您还记得棚顶上耗子闹窝的事儿吧？”
我违心地说“忘了”，是想让她们高兴。因为我个人的苦难历史驿路上，也留下了她们的生命烙痕。按年龄讲，当时她们姐妹正是分别读大学、中学和小学的年纪，但历史并没有赋予她们这种机缘，因而也像她们的爹娘一样，到了人生的中年，还是生活在庄稼地里的乡间农民。这是我个人感伤之外的又一个感悟——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文革”年代，对国人的雕塑力量实在太强大了，这几朵“金花”的人生就是例证。感伤之余，我说让我去她们爹娘的墓地看看，姐妹们对此动议一致反对，其理由是山路崎岖难走，怕我这个年近八旬的老翁出啥闪失。我只好作罢。
中国文学馆的友人傅光明，出于怕我再陷入感伤的情怀之中，便向我指指他腕上的手表。祝大同的表态更为直接，他指了指快要落山的太阳，对王铁匠的儿女们说：“赶快到门口照张合影留念吧，晋城文联还邀请从老到赵树理纪念馆去题字呢！”全程跟随我拍照的晋城文联的谢红俭女士，此时也以主人的姿态，催我快点离开这所古宅，于是，我在门口与王铁匠的后人合影之后，不得不挥手与我劳改时期的生命驿站惜别……
当大巴离开南坪村时，坐在我身旁的堂弟对我低声说：“大哥，刚才见你几次落泪，我心里非常难受。”
我说：“那是苦难历史和底层人民的美丽人性赐予我的，我一定要把此行书写成文，以诠释山西对我的厚爱。”
为此，归京之后，我除了挥笔此文之外，并翻阅近百本相册，寻找我的形影，以向山西的《作品欣赏》的读者，展示晋阳大地的晋善晋美，并不负历史的过去和改革开放的今天……
2012年的炎夏七月于北京
[井深情更深——追忆一位老公安的灵魂肖像]
十月金秋，我去山西伍姓湖劳改农场访故。现任的劳改场长，询问我想到哪儿看看？我说：“我想去看看当年的那口水井！”
我之所以难忘那一眼井，实际上是怀念一个人。他名叫陈大琪，是昔日对我们施行专政的劳改队指导员。不巧的是，场长告诉我他因病住进了外地医院，我无缘见到他。失望之余，便想起我必须去看看那口井。
我浪迹到这个劳改队的时候，正是“四人帮”覆灭前猖獗一跳的日子，1976年唐山又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政治灾难与自然灾难并发，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有一天，陈大琪对我说：“给你一个新任务，你每天除去当好统计员的任务之外（即掌管全队劳动报表计算），上边有指示，咱们这儿也要预防地震。你每天早上和晚上，要抽时间观察两次水井的水位涨落情况。”于是从这一天起，我就和我们监舍旁边的一个圆圆的大口井，发生了亲密的关系。
我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手拿一个米尺，来到井边伏下身子，把卷曲着的米尺放开，测量井水距离井口的距离，以判断地下水位是否上涨。有一天晚上，我照常去陈大琪的办公室汇报水文情况，他把办公室的门关住之后，突然询问我说：“你看，是不是有可能发生地震？”我说：“水位无任何变化，好像没有什么迹象。”他在屋子里走动了几步，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但又难以出口似的，最后他终于停下脚步，有点结结巴巴地对我说明了他的心病——他是询问我是否能发生“另一种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