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洞的文学讲座举行得十分隆重，不仅座无虚席，连礼堂过道都站满了临汾地区的文学爱好者。加上我们五个文友的生活经历各不相同，艺术风格又各自相异，因而给后来人的“点火”作用是巨大的——特别是当时处于文学死而复生的年代，“八亿人民一浩然”的“文革”大幕刚刚闭合不久，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学百花初绽的时期，因而讲座进行了三天，热度依然如初。直到会议结束时，我们被围在讲坛上都难以脱身——临汾的文学之子有的找我们签名，有的还买了我们的书让我们题字留念。最后还是怀礼学长出来替我们解围的，他对临汾地区的文学之子们说：“签名题字只能留作纪念，重要的是动真格的，那就是写——写——写——。咱们尧都自古以来精英辈出，你们要接过接力棒，在赛跑中超越前者，否则对不起从北京来的几位作家。”
文史纪录证明了学长的预言，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临汾地区走出来的多位文学骄子，跃上中国文坛。其中有曾任过中学教师、后来写出多部小说（包括传记文学）以及散文随笔、被文学界誉为“青锋剑”的韩石山；有写出普通农民生活小说《祭妻》，又创作出《天羽》《天狗》和反贪廉政长篇生活小说《抉择》等多部作品，后来出任山西省副省长的作家张平；当年给我洗过脏衣脏裤的小学妹王鹰和她的先生齐国宝，在临汾写出了经济扶贫的长篇纪实之作《黄土之魂》；更可以传为文史佳话的是后来人张继善，为了写作他居然辞去了工作，苦苦耕耘出反腐长卷小说《黄河作证》……他们以作品，宣告他们对文学追求的忠贞不贰。还有许多出自临汾地区的文学人和他们的作品，笔者为节约篇幅，不在这里一一赘述。这都说明古尧都的文脉与地缘，是孕育文学的一方沃土。加上怀礼学长反用“武大郎开店”的人生哲理——以“比我高的都进来”的天高地阔的大视野为旗，让晋南文学熠熠生辉，誉满山西并走向全国。
不能略去的一则闲笔是：讲课结束之后，我与北京的几个文友，畅游香火鼎盛的临汾的尧庙和洪洞的广济寺。在广济寺我们曾想找到当年为我打开生命秘籍的僧人，但苦于当年没能问出他的法号，这位高僧到底离开了寺院，还是已经圆寂归天不得而知，但我留在晋阳大地的人生故事，还是引发了文友的评说：
心武说：“命运学里蕴藏着科学，只是科学还没发展到破解它的高度。”
斤澜说：“维熙的命很硬，近二十年劳改活了下来不说，还大病皆无。这让我记起我们五五年冬天一块儿去北大荒时。黑龙江刚刚冰冻不久，他非要去走冰，正赶上江面冰裂，差点掉进冰洞里去的时候，被一个垦荒队员拉住了胳膊。哈哈哈哈……命！这就是命！”
友梅接着斤澜的笑声，来了几句黑色幽默：“他要是掉下去，那就影响五七年反右了，北京青年作者中少了个右派，‘四只黑天鹅’就剩下三只了！”
绍棠说些什么，由于年代久远，我已无从忆起，但在“苏三牢房”和广济寺玩得十分开心，是深深刻在我记忆中了。之后，我们没能及时返京，又被山西汾酒厂接走，到美丽的杏花村享受美酒之醉。美妙的是，我们到了杏花村的当天，正是细雨纷飞的日子，耸立于绿丛中牛背上牧童的雕塑，与杜牧的诗融化为一，真是一种清纯的享受——何况我们五个人中，有的是酒徒，有的是酒仙，因而与厂长对饮汾酒时，舍掉酒杯而改用的瓷碗。因而此次我回“娘家”之行，既重温了山西人性之善，又觅到杏花村美酒之香。在归京的火车上，我们之中年纪最大、被我们视若兄长的林斤澜，说了一句心语：“我生长在南方温州，这是我第一次来山西，过去只知道迷恋瓯江风情，想不到山西也是一块迷人眼球的风水宝地，连酒浆都有别于其他酒乡，更别具风味！”
人是有情物。
酒是有情物。
两情燃烧融化为一，更铸造了我们一行的文学魂魄。这是告别山西之后，留在我们心中的一曲人与酒的绝唱。
这是我第一次回“娘家”的美好记忆。之后，我又多次回山西访故。其中，动人心魄催我泪下的一幕，还是发生在尧都地区的宝地上：2005年年底，作家出版社把一部即将付梓的文稿交到我的手里，说是受作者委托让我过目。我是作家出版社的原社长，退休下来还关注着出版社的成长。翻看手稿时让我更为吃惊的是，此书稿是一部题为《黄土之魂》——反映山西临汾地区古县经济扶贫的纪实文学，作者不是陌生人，竟是我在临汾时的小学妹王鹰与她爱人齐国宝。读罢书稿，我深为他俩的底层情怀和文中的泥土气息而动情，想不到当年的两只小麻雀成了文学天空的飞鹰了。对比几年前，我为其写过序言的另一部纪实文学《中国邮电梦》，有了令人惊异的飞跃。因而读罢书稿后，我曾在长途电话中向他俩表示祝贺。
到了第二年——2006年的暮春时日，我应下广东东莞的讲课邀请，正准备南行时，突然接到王鹰和国宝从临汾打来的电话，说是临汾文联已与出版社商定，在临汾地区的古县召开《黄土之魂》的座谈会，希望我能回“娘家”来与故土亲人们欢聚。当时我确实犹豫了：近十几年来，我几乎谢绝参加类似的书评会议，以求人生晚年生活之散淡，何况我已应下东莞之邀，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才妥当呢？
王鹰是个机灵的丫头，她听出我的话音吞吐，似乎有什么为难之处，便一下拿出了她的“撒手锏”说：
“山西可是您的‘娘家’呀，当年您从‘大墙’里出来，可是石破天惊之举。难道怀礼老人升天走了，咱们的亲家关系，就成了断线风筝了？”
我心跳立刻加速了，想对王鹰解释其原因。但这个山西辣妹子不等我说话便连珠炮般打断了我的思绪说：“您过去是作家出版社的社长，出版社肯定告诉过您了——如果他们忘说了，我今天告诉您也不算晚。临汾把您和出版社编辑的车票都订好了，三天以后，我和国宝在太行山下的古县恭候你们。”
我痛快地应了声“好”，没有对她说起东莞的事，便放下了电话。之所以如此，我去山西是对历史和亲情的报答，我不是一只没有良知两条腿的人狼。我立刻打电话向东莞道歉，推掉了东莞之行的邀请，于四月初旬的一天，与出版社的友人登上西行的列车——火车从太原拐弯向南，沿汾河之畔奔向了临汾——再由临汾乘汽车奔往古县。
依旧的太行山峦。
依旧的汾水潺潺。
依旧的临汾旧友，但唯独见不到学长怀礼的身影了。因而当我住进古县招待所后，经历的是一个失眠之夜。之所以失眠，是因为郑怀礼学长的形影，走进了我的脑海。起身静坐窗前，凭窗外望街上灯火，先是忆起1983年，我与四位文友的临汾与洪洞之行。继而又忆起1987年，我才访问德国、法国和奥地利归来，便接到怀礼学长从襄汾老家打来的电话，他说他离休之后，身体反而不如工作时期了。我立刻动员学长：来北京大医院检查检查，看看有什么顽症藏在体内没有，您和大嫂就住在我家里，我可以陪您去医院。”
他说：“那太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