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杰说：“你的分析有道理，他似乎有话不敢对我们说。走，过去试试，看能不能让他对我们口吐真言。”
我们停步于这位僧人身旁，说明我俩的身份是来朝圣的游客，后又说明我们是文联的，不是哪个革委会的。俊杰的话刚刚说完，老僧突然停下锄头，低声道出了他的禅语：“你们二位一走过来，我就知道你们该是行文的善人。我要倾吐的佛语是，这位年轻的施主，一条独臂已然说明少年时吃过苦头，贫僧就不多言了，容贫僧对这位年长的施主多言上几句，他过去一定受过牢狱之灾，是得到人间恩施后，才有今天与广胜寺贫僧会面之缘的。容敝僧再说一句呓语，这儿不会是这位施主的久留之地，有朝一日施主是会像鸟儿一样，飞回你老巢的。”
我愣住了。俊杰也惊呆了。试想，我来文联已然有一年的光景，从穿着打扮上看，早已与那身劳改囚服绝缘，他何以能透视生命的过去，又何以预言我要回到“老巢”。我急于想知道他口中“老巢”的含意，是指我重返“大墙”，还是寓意我要回到北京？但他已经低垂下头锄地去了，无论我怎么询问，他都像两耳失聪那般不再作答，专心致志地去锄地了。
返回临汾后，我把此事告诉怀礼学长，并询问他“老巢”二字，是不是说我要重回劳改队。他哈哈大笑了好一会儿，为我解疑说：“你怎么能总朝坏处想，巢者家也——那位老僧说你快要回到北京去了，这是大喜事嘛！”我说：“这是您对僧人佛语的乐观解释，近二十年的劳改形成我的思维定式，只要是令人费解的中性语言，我总是往坏处推论。”怀礼学长虽然依然在笑，但说话的声音却低了下来，他附耳对我说道：“有句历史谚语你一定知道，这句话叫‘物极必反’，‘文革’像是棵狗尾巴草了——虽然现在又冒出来‘两个凡是’，但我论断这是‘文革’的强弩之末，中国历史要翻开新的一页了。你说，到那时候你是回家，还是重进‘大墙’？维熙，让时间验证我的话吧！”
其实，就在郑怀礼学长对我笑谈“物极必反”和“两个凡是”之际，他和地委宣传部部长郭璞，都在接受“两个凡是”的政训。郭和郑被政训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俩盖章签字，把我这个在“大墙”里劳改的右派，调到临汾文联来工作。此事，是文联一个绰号大梁的同事告诉我的，他让我将此事一定要锁在心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因为他坚信郑老的话，阴霾的日子快结束了。文友这番真情表白，对我个人来说，虽然若同一剂安神液，但为我来尧都而让郭璞部长和怀礼学长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这让我忐忑不安。
好在多年的劳改生涯，形成了我逆向思维的定式。我一方面做好重回“大墙”的准备，另一方面则更为珍惜来之不易的时间，描写监狱的真实生活之作《大墙下的红玉兰》，就是在这个时刻落墨的。记得，当时我不分白天黑夜玩命地笔耕，一部近六万字的中篇小说，我是在十个昼夜写完初稿的。初稿完成后，我长出了一口气，最大的慰藉是不仅对得起自己的文学良知，更没有愧对怀礼学长对我的期望。我本来想将此事告诉怀礼学长的，但考虑到他正处于承压的日子，不应给他增加任何麻烦，便把初稿藏于书桌底层。但是让我想象不到的是，一天怀礼学长来找我了，脸上没有任何愁楚表情，笑容依然像往常一样。他说让我与俊杰去西安电影制片厂，完成前辈作家马烽提出的一个创作任务：因为我挖过煤，又到大同煤矿采访过井下挖煤的“娘子军”，此次与俊杰同去西影厂，完成《井下娘子军》的剧本写作任务。
谜！对我来说是个谜。怀礼学长何以会在这个时刻，让我离开尧都去西安？是不是怕这把火烧到我身上，让我避开风口浪尖？我之所以这么猜想，并不是空穴来风——就在前两天，一位名叫侯桂柱的文联同事，把我叫到他的屋子，他说话的态度虽然温和腼腆，但谈话的内容却十分沉重。他说他是代表有关领导询问我来临汾工作的整个过程的，希望我能很好地配合。我开始礼貌地回答了他的询问，告诉侯在1955年全国第一次青创会上，当时我和段杏绵皆为北京代表，所以我认识了段杏绵。后来她与马烽结婚后迁往太原，因而我这封生存状态自白书，便寄给了身在山西作协的她——至于我怎么会到了临汾，对其内情一概不知。侯桂柱似乎也是在应付差事，听了我的自白之后，也没有再对我穷追猛打，只是说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写一份文字材料交给他。我明确地告诉侯说：“没什么可以写的，清查组如果觉得调我来临汾工作不妥，送我回劳改农场好了。”这是发生在两天前的事，两天过后怀礼学长就让我和俊杰去西安，无疑是让我躲避开“两个凡是”的纠缠。
我听从了学长的安排，与俊杰一块儿去了西影。到了西影之后，我首先和俊杰还是竭尽全力把“娘子军”的剧本完成。工作之余，我修订《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初稿，并将其寄往上海的《收获》。因与同来西影的俊杰相处甚洽，在小说寄往上海之前，曾请他过目了这篇作品，他读过原稿后充满友爱地劝我，因小说主题尖锐而敏感，人物结局过于悲凉，劝我不要发给任何文学刊物。我感谢他对我的关爱之心，之所以没听友人的规劝，全然在于身处人生十字路口的我，已然有了重回“大墙”的精神准备。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之下，我还给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写了一封短信——因为在50年代他任团中央书记时，关怀过北京的几个青年作家。我在信中除了向耀邦同志简述了我在苦海行舟的概况之外，期盼中国历史能迎来历史新时期的曙光。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声，而是1957年五十多万受难知识分子的心声，更是进入“文革”后中国上千万冤魂的心声。给耀邦的信写得也百无禁忌，一切都听天由命吧，大不了不就是“飞回老巢”再进“大墙”嘛！回到临汾，时间已是1978年的深秋，我等待着命运的宣判：是留下还是重进“大墙”，我做好两方面的精神准备。我想：即使是重回劳改队，我也不会忘怀山西前辈作家和古尧都对我的厚爱——当然，更要记住怀礼学长对我的呵护，因为他重新燃起我内心的文学圣火，就是重进“大墙”这圣火也不会熄灭了。
就在这年的初冬，我的命运终于从问号转化为句号。洪洞县广胜寺老僧的禅言，得到了完美的验证：正像怀礼学长剖析的那样，鸟儿要返巢不是重返“大墙”，而是要回北京——当年惩处我的北京日报，为我下达了一纸“改正错划右派”的平反通知，由报社文艺部的李凤翔送达山西太原，又从太原转到了临汾。
记得，当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怀礼学长塞给我一块擦泪的手绢。我那双沾着泪水的手，紧紧握着怀礼学长的手说：“您扶我离开苦海上岸，已然是苦难时代的乐章，在生活上您还像兄长般呵护我，在祸福相间的十字路口，你总是帮我脱离困境。即使是古代惜才的伯乐，也不能与学长您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