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爷爷又来凑热闹了，它学开了爷爷的腔调：
“别跑——”
“山路太滑……”
我俩等着爷爷走近，询问爷爷山爷爷的住处。爷爷山羊胡子都笑颤了，他说山洞里没藏着个山爷爷，那是大山弹撞过来的回声。
小芹央求爷爷说：“好天领我俩去爬山吧！”爷爷说他老了，爬不了山了。我说：“我俩搀住爷爷。”
爷爷说他在这儿住了大半辈子，山上的每块石头，他都摸过，嫌这大山沟里憋气。我和小芹非常失望。爷爷担心我俩出啥闪失，雪刚停住，就回到城关来了。那大山的山道上，留下我和小芹寻找山爷爷的脚印；那大山山坳里，留下我和小芹呼唤大山的回声……
此刻，那悠长的童音，或许已在大山的峦峰间溶解，化为一缕云，化成一缕霞，随风飘逝，难以听到它一丝柔弱的余音。我能听见的是篷篷车木轮滚动的声响。它的车轴好像缺油，因而那“吱吱叽叽”的歌儿，不但扎人耳朵，而且充满了凄苦。
不是吗？爸爸死了，爷爷瘫了，连小芹和那条瘸腿“小黄”，也没了踪影儿。车里又坐着死去丈夫的母亲和没了爸爸的我……这篷篷车能唱出流水般欢快的歌儿吗？！
狗瘤子叔叔，似乎有意驱赶着篷篷车里的沉郁，他用鞭子把儿，指着天空飞掠而过的长尾巴喜鹊说道：“丫头你看……看……它们朝村……村里飞去……给你……你姥姥姥爷报信去了。”
我一动不动，没有回应一声。
母亲的眼圈突然红了，叫我坐到她的身边去。这次，我听从了母亲的旨意，乖乖地从车尾挪到母亲身边，因为我怕看母亲垂泪。
狗瘤子叔叔仿佛是长着后眼的千眼佛，没有回头似也能看到母亲红肿的眼窝，他结结巴巴地开导我母亲说：“到娘……娘家，可不能……能常转悠……悠眼泪疙……疙瘩，丫头的爷爷瘫……瘫了，不能再……再叫娘家……家的老人瘫倒。”
母亲“嗯”了一声。
“大年……年三十，丫头姥……姥……姥爷，眼泪……泪已经流……流了有……有一斗了。”狗瘤子叔叔又说。
母亲直了直身腰：“他叔，叫你费心了。”
“丫头，你……你也要听……听你娘的……的话。”狗瘤子叔叔把话题转向了我，“你……你闷得慌，我带……带你去虹桥……桥赶大集，可不能……能总磨你娘。再不，我上树……树给你去……去掏喜鹊窝，你在树……树下等着，拿个……个篮儿装喜……喜鹊蛋。”
我喃喃地说：“你是大人，我只爱跟瞎表姐一块儿玩。”
“你看……看她来了。”狗瘤子叔叔脸上绽出笑容，用手朝前一指。
我伸长了脖子，向村口张望：大白杨树下站着黑压压的一群人，姥姥和姥爷站在人群的前头。比我年纪大十岁的瞎表姐，手里拄着竹竿，一边喊着“丫头——”一边以竹竿敲着路面，迎着篷篷车，歪歪斜斜地走了过来。
[瞎表姐]
姥姥家住的小李庄，只有九户人家，是全县最小的村子。有张、周、温、焦四个姓氏，唯独没有李姓。我姥家姓张，住在村子把边的头一家宅院。宅院对面的墙围内，种有两亩菜和六行枣树；宅院和枣园，一律是用高粱秆秆编起的篱笆墙。
我喜欢篱笆，它有缝隙通气透光，没有把人和大地隔开。有时我可以把它扒开一道窄口，看田野的团团绿色，看苇塘银灰的芦花。小李庄比城关多水，九户人家的周围，围着宽宽的水渠。据姥爷说：几十年前这儿是一个土匪窝儿，水渠就是原来的护“城”壕沟。当时的壕沟能撑船，沟沿上铺架着进出土匪窝儿的吊桥。土匪头子姓李，小李庄因此而得名。
姥爷尚武而不习文，是清朝末代的武举人。高大的身躯，刀削斧劈的长方脸，外突的颧骨，大大的喉结，一副地道的北国大汉的模样。姥爷的五官中唯一破相的地方，是他的下巴溜尖，使他脸上虽有了“天庭饱满”，却少了“地阁方圆”。
姥爷没留我爷爷那样的山羊胡子，总是用一把剃刀把脸刮得铁青铁青。有时他让我用小手去抚摸他的脸颊，看看是否还剩下了胡子茬儿。我则爱摸姥爷那枣核形的尖下巴颏，那儿的肉又松又软，抚摸他那儿时，我常常胡思乱想估计着姥爷是不是孙猴儿的后代。因为他对我除去讲武当少林南拳北脚以及“杨家将”“呼家将”的故事外，让我最迷醉的，要数他讲起“一个跟头折出十万八千里”的孙猴儿——齐天大圣孙悟空。
姥爷常耍一把六十多斤重的青龙偃月刀。这把大刀是张家袓传下来的，姥爷为了不让它长锈，常常在刀把和刀背上涂油打蜡。姥爷屋的墙上，还挂一张硬木弯弓和一兜兜射猎用的箭羽，弯弓下面，贴着“桃园三结义”“穆桂英扫北”“林冲风雪山神庙”等多幅画屏。因而从我有记忆那一天起，就常被姥爷拉到麦场上，强行叫我伸胳膊踢腿，折跟头打把式。我爱看不爱练，为此姥爷骂我只有从家的血肉，而少了张家的筋骨。顺藤摸瓜还摸到我爷爷身上，说我爷爷是一只会转文的鹦鹉。龙生龙、凤生凤，从而推断我大了顶多当个教书匠。
我不喜欢听姥爷奚落我爷爷，曾顶撞他说：“姥爷，你的字儿写得像是蛛蛛爬的。我爷爷能双手握笔，左右开弓地写字。城关买卖家的店铺，都贴我爷爷写的对联。您能行吗？”
姥爷说不出个理儿来，塞给我一把庙会上买来的木头刀，叫我跟他对舞。他把那把青龙偃月大铁刀，舞得“呼呼”风响，我躲得远远的，生怕刀刃削去我的脑袋或胳膊，并选择他只看刀不看人的时候，偷偷溜号，春时到枣树林子里去闻五月的枣花清香，秋日去拾落地红枣。更多的时候，是把木头刀悄悄戳在院门旁，独自跑到村口外，去看无边无际的青纱帐。
这回，来姥姥家不同往常。到姥姥家的当天晚上，姥姥、姥爷、母亲和我一家四口人围着炕桌喝高粱米粥、吃烙饼卷大葱的时候，姥姥哆哆嗦嗦地首先说话了。她说：“丫头他爹身板太孬，要是他爹没得肺痨病，也许能熬到出大牢那天哩！”
姥爷马上接上了话茬：“身子骨儿是本钱。再不能叫丫头像他们从家人那样，个个满肚子学问，个个纸糊的身子。丫头，姥爷要叫你练成小牛犊子般的身骨。”
母亲沉默无语，因为她怕姥爷耍的刀枪棍棒。往常住姥爷家时，每逢姥爷拉我当配搭，母亲都找借口带我去串门子——九户的小村里，有瞎表姐、铁蛋儿和青草儿几个大大小小的伴儿。母亲和婶婶们东拉西扯，我们一伙儿不是去苇塘边上听鸟叫，就是去野麻地里捋麻果儿。母亲尽管目不识丁，但她接受了书香门第的熏染，看重家里的书本，轻薄姥爷的弯弓、大刀。
“丫头他娘，你爹说的占理不？”姥姥问道。“占理倒占理，只是……”我母亲犹豫着。姥爷立刻截断母亲的话：“我知道你怕丫头受苦，可是这苦能苦出一块铁疙瘩来。你看，丫头这个样儿，细脖大脑壳，随他爷爷随了个铁。”
我把粥碗往炕桌上一蹾：“娘，开春我要上学了，爷爷给我装了三百个字块，让我认、让我写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