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分册
本册包括史前时期、夏商周三代及秦与两汉。按社会发展史来说，是原始社会，这是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数以万年计；奴隶社会，大约从夏代末期，整个殷商；封建社会的确立：西周、春秋、战国和秦、西汉、新莽、东汉。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社会不断转型，由血缘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人类文明由兴起到发展，中华民族也由黄帝（炎黄子孙）而成为以“汉”为主要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张骞出使西域应当视为民族融合的滥觞）。
可惜的是史料量少、质差。
从全国来看，秦之前被称为“史前时代”，其原因就是绝少信史资料。中国第一部通史，司马迁写的《史记》虽有三皇五帝本纪，但也零乱不全，胶东人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从而使中国的信使提前了几千年，有了殷墟的考古发现，但甲骨文也只能证明某个史迹，而远非系统著作。虽然，中国有着重视历史的文化传统，但也仅是“为前代修史”，24史是官方修史，远古时期因年代久远而越来越被忽略。最近，有“三代断代工程”之议，但“花朵文人”是领巨款而保密，是不是“豆腐渣”工程无人验证，所以秦汉之前的资料实在不多。
质差，是说不系统，不全面，重视政治，而轻视经济，不去关注民众生活，忽略历史细节。即使如司马迁这样的文史奇才，也不去注重民俗的形式与影响，把历史当成了“官方功利”的依据。很大程度上只是官方的喉舌，远没有野史生动而丰富。
就胶东来说，除了秦始皇和汉武帝之外，几乎是一片空白。
这为本册的编写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如何编写？依旧是摒弃“戏说”，而写“历史演义”。即正史所有的，求诸口碑。历代古老相传，尤其是地名资料，各地方志所录，可以视为祖宗遗留下来的口碑，但是，修志之人对史料的态度参差不齐。所以，将这些口碑资料加以比较鉴别以去伪存真，非常琐细而艰难，决非“花朵文人”搞纵横人际关系所能奏效的，这同样是一个“皓首穷经”的过程。但是，难，也决不允许违背史学界的共识，例如不能把葡萄架放进了阿房宫；把苜宿说成是蒙恬的马料之类。
现在所写的为了摒弃“胡编乱造”，让史家承认是历史根据的，就只能囿于“帝王体系”，往往是以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帝王为中心，向民间辐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政经举措都言之有据，至于对胶东的影响也要求符合历史的逻辑。但是，毕竟是《三国演义》。写关羽尚义，不一定有把刘备送的袍子穿在贴身的细节，但否定此细节之人只怕也举不出指责的根据来。
要求历史的“神似”这是笔者写了大量历史小说的一贯追求；现在比小说更向历史进了一步，为了迁就史料而不敢渲染人物。这是要向读者致歉的。
远古传说篇
“炎黄”分别指中国原始社会中两位不同部落的首领。炎帝姓姜、是炎帝族的首领。他们自西方游牧进入中原，与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发生长期的部落间冲突。最后被迫逃避到涿鹿（今河北省）。得到黄帝族援助，攻杀蚩尤。黄帝姓公孙、号轩辕氏。后来炎黄两族在阪泉（据说，阪泉在河北怀来县）发生了三次大冲突。黄帝族打败了炎帝族，由西北进入了中原地区。
黄帝族与炎帝族，又与居住在东方的夷族、南方的黎族、苗族的一部分逐渐融合，形成了春秋时期的华族，汉以后称为汉族。在当时中原地区的民族和部落中，黄帝族的力量较强，文化也较高，因而黄帝族就成为中原文化的代表。炎黄二帝就成为汉族的始祖。也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因而，人们往往称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炎黄子孙就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
关于中华文明，学术界有激烈的争论，甚至不惜作“人身攻击”，扣许多吓人的帽子。我们完全可以等待他们争吵的结果。现在只取这样的观点：
中华文明是汉族的文明，是汉族的前身华夏民族建立的，而华夏民族并不是两三个相等的集团的联合体，而是以血缘关系最为紧密的黄帝部落为核心和以炎帝为辅助两部分构成的。虽然一部分东夷民族零散的和逐渐的融入华夏，但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整体加入的。华夏民族集成的历史和文化系统是以有巢——燧人——伏羲、女娲——神农——炎帝——黄帝的文明系统的，华夏民族又发展成汉族，汉族是一个主元加入小元的血统和文化的统一民族，而不是像倭、韩、满、蒙、回那样的多元化血统和外来文化的拼凑性民族。
在古代，非常众多的部落群可以划分为“炎黄集团”、“东夷集团”和“百越集团”。
炎黄——现在是中国人的统称。但是当时炎黄的势力范围只限于黄河流域（战胜蚩尤之后才占领黄河下游）。
百越——是居于现今中国南方和古代越人有关之各个不同族群的总称。主要是云南、贵州、两广、四川南部那一带。
东夷集团是秦汉间所称的上古时代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之一，分布在今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和河南东部地区，包括太昊、少昊、颛顼和蚩尤等诸族系，他们在诸多方面创造了领先于其他集团的灿烂的文化成就，主要包括伏羲作八卦、颛顼“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以韶乐为代表的东夷乐舞、史前最发达的制陶技术和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陶文等；在中国上古三大集团中，东夷集团早于黄河中游地区的五帝时代，而于三皇之首的太昊伏羲时代率先脱离史前社会进入国家社会；东夷集团在五帝时代和夏初的夷夏联盟中占据重要地位，虞舜、皋陶、伯益和后羿等东夷首领在夷夏联盟中与华夏集团平分政权。但在战国以后所形成的黄河中游地区（中原）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摇篮。然而，东夷集团在中国上古史中的重要地位长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东夷文化落后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传统的东夷文化落后论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东夷集团在中国上古史中的重要地位应予重新认识。
2 远古战争，阶级分化的必然产物
中国从父系氏族社会跨入奴隶社会，夏、商、周王朝递嬗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战争。其中有原始部落战争、巩固和扩大奴隶制国家的战争、不同部族奴隶主争夺统治权的战争、奴隶和平民反抗奴隶主贵族压迫的战争，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的早期战争。
中国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原始社会，称为传说时代。战争在这一时代的社会发展中孕育，经历了性质逐渐变化的过程。
约7000年前，黄河、长江流域的广阔大地，散布着众多原始村落，母系氏族进入了繁荣阶段，与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大体相当。在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血缘集团组成的社会中，人们的眼界又局限于自己生活的集团，力求维护本集团的生存条件。当每个氏族部落因人口增多或自然灾害等原因而被迫向外迁移时。便有可能侵略其他氏族部落的利益，导致氏族部落之间武力冲突，这种武力冲突，仅仅是为着争夺生存条件或血亲复仇，没有专门的武装和兵器，而由氏族部落成员集体进行，以木、石等生产工具为武器。
约5000年前，父系氏族开始代替母系氏族登上历史舞台。大汶口文化显示出。随着原始生产力的提高。劳动产品有了剩余，私有财产出现，刺激了氏族部落首领攫取更多物质利益的欲望。反映在传说中的黄帝、炎帝时代，则是日益频繁的大规模部落战争。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以蚩尤为首的东方夷族九黎部落，同由西向东发展的黄帝、炎帝两大部落长期对抗。蚩尤凭借强大力量击败炎帝，黄帝、炎帝结成联盟，在涿鹿之战中，经反复激烈较量，最终战胜蚩尤，东方夷族逐渐与黄帝族融合。其后，炎帝势力发展，侵陵诸氏族部落，导致黄帝、炎帝联盟破裂，发生阪泉之战，黄帝击败炎帝。黄帝部落由今河北北部向南发展，在中原地区与炎帝部落的一只共工氏展开惨烈的大战，悍猛的共工氏被征服。炎帝族与黄帝族结成稳固联盟，成为尔后华夏族的主体。传说黄帝频频征讨不顺从者，“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帝王世纪》）。这一时期的部落战争，已不单纯为争夺生存空间，往往与征服异部落、掠夺财富相交融。蚩尤“作兵”，黄帝臣挥“作弓”、夷牟“作矢”，黄帝得九天玄女兵法等传说，反映专用于作战的兵器逐渐与生产工具分离，原始战阵也开始出现。
约4000年前，当黄帝族后裔征服众多氏族部落之后，中原地区形成了传说中先后以尧、舜、禹为首领的强大部落联盟。龙山文化的遗存展现了其时私有制业已形成，贫富分化明显，进而产生阶级对立的情景。尧、舜、禹禅让的军事民主制既是氏族社会的最后光环，又是部落战争向阶级暴力转化的推进器。为争夺部落联盟最高首领地位，掠夺更多的财富和奴隶，部落之间狼烟四起，征战不息。传说尧战胜十几个部落才获得民众拥戴而为“天子”，舜继位后13个部落不服，禹时有33个部落反抗，民主推选的背后充满着血与火，禅让是对武力征服的认可。尧、舜、禹攻三苗之战，反映了北方部落联盟与南方部落联盟长期激烈的抗争。禹的誓师辞，显示出战争已具有阶级特色。禹在三苗地区“焉历为山川，别物上下”（《墨子·非攻下》），则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贡納方物的体现。这一时期，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权力，在战争中迅速加强，军事扈从队伍随之产生，既是防御设施又象征权力中心的军事城堡已经出现。战争作为私有制的产物，终于敲响了野蛮时代的丧钟，给自己赋予了文明时代的意义。
远古战争，是中国文明时代的催生婆，也是奴隶制社会前进的历史杠杆。战争自身的产生、发展不断加强了以奴隶主贵族为骨干的军队，军事制度由草创而逐步形成。人们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出现了最早的军事著作《军志》、《军政》，军事学开始诞生。中国军事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在远古三代战争中确立，成为尔后数千年发展的渊源。
3 涿鹿一战，杀得昏天黑地
夷，本意是个大人背负着弓的象形字。东夷之人善于狩猎，在历史上曾经非常强大，是势力仅次于中原华夏民族的第二大民族，是当时中原民族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曾经多次和东夷爆发大规模战争，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炎黄同蚩尤之间的战争就是华夏部落与东夷最早的大规模冲突。东夷与中原民族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有战争，也存在合作与融合，例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舜就是东夷部落首领，双方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早期壮丽文明。但总体来说，双方的冲突更多些。历史上，当中原地区的力量强于东夷时，东夷就臣服于中原王朝，而当中原王朝的力量衰败时，东夷就立即转入进攻。中原地区的国家与东夷始终处于“时战时和”的拉锯形式，一直构成了中央王朝的最大威胁。公元前2698年黄帝被部落的首领们拥戴成共主之后，这种矛盾空前加剧，演变成一场大战。
传说古代最有名的一场战争，要首推炎、黄二帝和蚩尤的大战。那场战争真是杀的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后代历史学家就称这场大战为「涿鹿之战」。也因为这场战争，确立了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的地位。
蚩尤本是炎帝的大臣，他为了独霸天下、联合苗氏，把炎帝从南方赶到了涿鹿，还自称南方大帝，是个很有野心的人。大战当时，只见蚩尤一夫当关、站在云间，手持长剑，指挥着如黄蜂般的部队冲向炎黄的阵营，炎帝一面抵抗。一面在箭雨中带部下仓皇地撤离战场，当炎帝的军队和黄帝会合之后，炎帝便向黄帝报告作战的情形：蚩尤不但侵犯我们的国土，还向涿鹿进军，犯我疆界。于是黄帝下令重整队伍，两军又和蚩尤的军队展开大战，大伙心想，只要携手并肩、齐心协力，一定可以打败蚩尤。不料蚩尤祭起了妖法，瞬间天地间扬起一片浓雾，伸手不见五指，顿时军阵大乱，炎黄大军节节败退！一时之间，沙场上风声鹤唳，两军人马拼命冲杀，但最后炎黄大军终于无法承受蚩尤大军的攻击，而从浓雾中仓皇撤退。黄帝为了不让天下百姓受苦，几次派人与蚩尤和谈，但是骁勇善战的蚩尤仍一意孤行，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于是黄帝决定奋力一搏，找了炎帝、九天玄女彻夜思量作战对策。
在被蚩尤围攻情况危急时，炎黄军中。有一叫风后的人，她利用占卜的方式得知要借助大自然的力量，才有办法打败蚩尤，风后利用磁铁靠地球南北极磁场的原理，发明了指南车。
由于指南针的指针永远都指在南北固定的方向，于是他们利用指南车在6雾中确定了方向，得以逃离战场到达南山，而蚩尤的部队追赶到南山，用水攻击炎黄军，在千钧一发之际，幸好适时赶到，救了炎黄部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在水攻之后，炎黄军重新整理了队伍，又经九天玄女传授了一字长蛇阵，就在蚩尤进攻时，长蛇阵头尾相接，蚩尤的士兵便被团团包围，行军布阵之后，他们还利用了指南车辨识方位，于是大家便跟随指南车指示的方向进攻，此时炎黄军把魃的皮和雷神的骨头做的战鼓，击出轰雷般的巨响，也使得士气大振，战力倍增，士兵们个个变得更为英勇，而奋勇杀敌。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最后终于将蚩尤击败于涿鹿战场，而被俘的蚩尤不肯投降，黄帝便下令将他斩首，蚩尤的血染了的大地则变成一片枫林，而炎黄部落最后团结一致，统一了整个中原。
4 两种崇拜，构成了文化基因
正如西方文明有古希腊的神话传说，讲太阳神阿波罗的故事一样，东方的中国，也有着关于太阳的神话传说。不过，人的色彩更浓，《后羿射日》的后羿，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且在夏代政治上是个人物。
这反映了古人的“太阳崇拜。”
就胶东而言，除了太阳崇拜之外，还有自己的鸟崇拜。
太阳崇拜起源于山东省日照地区。
最早的大百科全书《山海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东海之外，甘泉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为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日于甘渊。”也就是说，羲和国中有个女子名叫羲和，她是帝俊之妻，生了十个太阳，是“太阳之母”。这是关于羲和的传说之一。
羲和部落遗址位于东海之滨的山东省日照市汤谷内的天台山上。这里留有太阳神石、太阳神陵、老母庙、老祖像、观测天文的石质日晷、祭祀台、石椅、石磨、积石冢等遗存，出土过石斧、石锛、石铲、石箭头等器物。
据《山海经》、《尚书》和《史记》记载。羲和族人在汤谷祭太阳，在天台山观天象。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羲和后裔大羿、太昊、少昊、伯益等都曾在山下尧王城遗址一带建立强大的东夷古国，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台山位于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离国家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尧王城遗址约3公里。尧王城遗址出土的墓葬的头像都朝着天台山的方向。据考证。天台山中有汤谷，是东夷人祖先羲和祭祀太阳神的圣地，是东方太阳崇拜和太阳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东夷人祭祀先祖的圣地。
胶东，是东夷氏族的最东端，那里是最早见到太阳的地方，自然也有着太阳崇拜。
他们也产生了“后羿射日”的传说，一天清晨，人们惊奇地发现天空中居然出现了十个太阳……其时的巫老莫离祭祀天地祖先后告诉族长后羿，上天命令后羿把多出的九个太阳射下来。对莫离深信不疑的后羿用特地打造出的射天弓、落日箭，花费了九年的时间，从东到西踏遍整个大陆，追逐中将多出的九个太阳射了下来。
后羿射日，在为古夷族赢得了短暂的声望后，便让他们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天帝的授意下，太阳再也没有升起过，大地从酷热中一下子掉进了严寒，雪山居然也出现在了中原。包括华夏族和神农族在内的众多部族，对古夷族的不满乃至怨恨日渐强烈。更有甚者，一个自称祝融的异族之人，居然跑到古夷族来闹事。声称后羿射日之时，一根金乌的羽毛掉落下来，把他们部族的领地炸成了一个深坑，变成了一片火海，族人也死伤殆尽。祝融的种种无理举动终于激怒后羿，盛怒之下后羿打跑了祝融，但村子也被祝融的烈火烧的七零八落……
为平息众怒，后羿离开了大陆，而祭司莫离则举火*，后羿与莫离的举动终于换回了太阳的重新升起，可是古夷族仍然被其他部族所歧视，为了不再受歧视排斥，部分古夷族人远离中原，定居在蛮荒之地。剩下的古夷族人在继任的族长夷阳，和巫老百暮的带领下，顽强地生活下来。
可是好景不长，华夏族因为原来的居所已无法生存，而被迫向东迁徙，与古夷族不可避免地碰撞在一起。两族生活方式的不同，再加上以前的一些宿怨，终于爆发了战争。古夷族战败，夷阳为了不至于遭受灭族之祸，不得已带领族人离开中原，一直走到了东北的济东半岛才安定下来。自此，古夷族被称为东夷族。
5 东夷强盛，开拓了先进文化
古时候，将居住在黄河下游、山东半岛一代的许多氏族部落统称为“东夷”。东夷族又分为淮夷和莱夷，生活在淮徐一带的东夷人称为淮夷；生活在今即墨、崂山、平度、莱州、胶州一带胶东半岛的东夷人称为“莱夷”。“五帝”时有万国之说，这期间是一个邦国林立的时代，有的小国家仅相当于现代的一个县，有的甚至仅半个县大小。今胶东半岛一带，一直保留着许多以氏族发展为8国家的古老方国，如莱国、莒国、其国、介国、夷国等。因东夷人居住的区域气候温暖湿润、草木茂盛、鸟兽繁多，极适合农业发展；蜿蜒的海岸线分布着广博的渔猎场所；尤其境内盐、铜、锡矿资源丰富，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使当时这些面积不大的国家都比较强盛。而且，夷人勤奋纯朴，富而敦厚，对外睦邻友好，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使莱夷人高度发展了经济和文化，促使他们率先走向了文明。
按《汉书·东夷传》的说法，“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即是说是一个多氏族的概念，居住在东方。
东夷族，源自古夷族，主要分布在大陆的东部。他们逐水而居，以渔猎为生，常年下来练就了强健的体魄。他们遵奉自然神力和祖先神灵，族内拥有最高权威的是“巫老”，由巫老主持仪式与自然和祖先神灵交流，并通过特定的卜卦和仪式，来确认族长的归属，但是他却不能干预除了祭祀以外的具体事宜。
在多年的狩猎生活中，东夷族对武器的使用技巧益发娴熟，再加上与生俱来的强健体魄，东夷族拥有了整个世间最为强大的战斗力。
东夷战士熟悉各种近战武器的使用，并配备了最为坚固的铠甲、盾牌。同时，经年的战斗还让他们掌握了灵活的战术技巧，一个敏锐的东夷战士可以在战斗中不断地切换防御、攻击姿态，以达到自己盾与矛的角色转换。
东夷人以勤劳和聪明创造了北辛、大汶口、龙山及岳石灿烂的新石器文化。在远古神话流传下来的以龙为图腾的太昊，以鸟为图腾的少昊，英勇善战的蚩尤，治理洪水的舜，最早知道掘井取水的伯益，发明制陶技术的皋陶，制作了矢和“上射十日”的后羿，最先创研原始历法的羲氏都是东夷古国土地上的夷人。他们是带领东夷古国原始人们创造了人类生存环境和条件的领袖，也是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人们理想化的神；他们的传说故事便是我们的祖先们依附于自然，改造自然，战胜自然，求生存、追求文明的历程。称之为东夷，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亦即大家习称的东夷文化或海岱文化。
据考古发现，东夷民族的新石器文化大约指的是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3个前后相连的阶段。从距今约8000年后李文化和距今7000多年的北辛文化开始，东夷族在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独具一格的东夷文化传统。
北辛文化时期。原始农耕已有所发展，磨制石器日趋精细；而村落和半地穴式圆形房屋的建筑表明，这时东夷人早已走向定居生活。继起的大汶口文化（约自距今6500年至4500年前后），是东夷文化史上的一个光辉发展阶段；特别是它的中后期，在总体的成熟程度上，不少学者认为超过中原仰韶文化。除了与各地同时代文化所共有的一些特征外，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制作是格外高明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鸟造型的袋形三足器棗陶，这种器物一向被认为是东方文化的“标准化石。”它的主要用途不是炊煮，而是被作为祭器使用，把它与黑陶高柄杯（一般认为是酒器）等组合起来看，可以窥见东夷民族以宗教祭祀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之早熟。大汶口人的玉器制作、雕刻和雕塑艺术也是相当发达的，以之与制陶业等汇总考察，可以形象地再现当时东夷民族社会手工业的发展状况。龟甲的出土，反映出东部地区起源久远的占卜之风。方形或长方形房屋的建筑形式大致定型，不仅有众多的村落遗址，而且还出现了成批的大规模聚落中心，近年还在鲁西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城。另有十几例陶器符号出土，它们的结体极似后来甲骨文、金文的构造，被认为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汉字萌芽形态。这些都表明到大汶口文化时期，文明因素已积累甚厚。下及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区内单元文化的进一步组合日趋显赫，迄今在鲁西和鲁北已发现的多组古城池遗址可以说明这一点。这时东夷民族的陶器制作，以精美的“蛋壳陶”（一种薄如蛋壳、通体内外黑亮如漆、质地极纯的黑陶高柄杯）著称，陶亦发展出多种极具艺术美感的新形式。玉器制作有专门的作坊，占卜龟甲开始钻灼。文字发展的线索尚需进一步追寻，已公布的丁公陶文看上去相当草率而成熟，是否既是东夷龙山文字，目前还有争议。小型铜件也屡有出土，但尚未见到铜容器。种种因素表明，到龙山文化时期，古老的氏族制度将接近它历程的终点，文明社会曙光已灿然可见。
在漫长的史前阶段，东夷人靠他们聪颖智慧的心灵和勤劳灵巧的双手，制造出了实用、精美的石器、骨器、玉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烧造出了薄如纸、黑如漆、音如镜的蛋壳陶；编织出了布纹细、密度高的纺织品；发明了冶铜术、原始立法和最古老的文字——昌乐骨刻文字；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兴起了家禽饲养业和酿酒业。早在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就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并出现了国家，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
6 三次海侵，东夷人萌动鸟崇拜
年前，由于当时全球气温普遍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急剧上升，海岸线迅速向陆地推进，在胶东半岛北部到莱州湾东岸（今莱州西由镇）附近，形成了海侵。这次海侵后，在距今8000年左右，接着发生海退，海岸线退得很远，甚至比现代水深还要低上11米。距今7300年到7000年，海水再一次上涨，海岸线又推进到现代海岸线附近，距今6000年左右海侵达到鼎盛期，那时的海平面要比现在的高出四米左右，海水进入胶东半岛陆地的最深处达到90里，大约4500年前，海水又开始后退，到大约3000年前，海平面又接近了现代海平面，上下也有一些小幅度的波动，这样，大量的海水反复地侵入胶东，还有泰山、淄博两丘陵间的胶莱河洼地，胶东半岛几度称为胶东岛。水退之后，胶莱河洼地由于地势低洼，也成为宽阔的沼泽地带，不适合人类居住，而成了一个隔离带。
海水入侵给先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首先是“食物链”被切断，食物源大为缩小，原来的森林变成了一片汪洋，獐狍野鹿不见了，连大象、猛犸这样一些过去经常猎获的猛兽也不见了踪影，只有鱼和贝类，可以当作果腹充饥的食物，狩猎与捕捞相比，已经降到次要地位，但捕捞所获，用火烤很难，只能煮食，所以生活用品，陶器发展起来了。
原始的农业也受到了冲击，海侵不断地造成了绝产，人们要小心翼翼地保存种子，而饥饿却威胁着人们，常常令种子也变成了食物，为了寻找种子，常常要长途跋涉。
海侵，不仅毁灭了野兽的家园，也摧毁了胶东先民的栖息地。刚刚定居不久，大量的海水不停地涌上来，先是把低矮的穴居冲得荡然无存，即使在四角埋下杆子，可以抵御一段时间，也很快浸进海底。人们逃到了高地，但海水也跟踪而来，其上升之快，令先民们目瞪口呆，常常是来不及逃跑，就浸泡在海水之中了。年富力强的选择了爬树，但是，人自从走下树木变成直立行走之后，爬树的本能也逐渐在退化。即使年富力强，又能爬多高？所以很快也是在海水中挣扎。
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最羡慕的是，在天空飞翔的鸟儿。那些站立在树梢上的鸟儿，已经就令人们艳羡不止了。当海水不断上涨的时候，人们不能攀援枝头，树梢不能承重，那时，只有鸟儿可以在树梢婉转鳴啼，一如既往，潇洒自在，完全无视滔滔海水，既至大水完全淹没了森林，所有非鸟类都被海水吞没的时刻，唯有鸟类可以免除灾难，照样展开翅膀，在碧空自由自在地飞翔，它们完全无视茫茫不见边际的海水，从容不迫地凌空而去。
很长一段时间忍受饥饿煎熬的人们，眼看着死神已经扼住了自己的脖子。在这种时刻，他们就是艳羡在空中飞翔的鸟儿，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也能变成一只鸟儿。
本来，几乎所有的先民都是“拜物教”的信徒，他们崇拜大自然的一切，尤其是那些有生命的动物，他们经常接触的狩猎对象曾经令他们倍感兴趣。它们的爪很锐利，即使弓箭已让它们濒临死亡，仍旧可以抓出你的血来；它们跑得很快，简直可比飞箭。这些特异功能怎么来的？是冥冥中有神灵赋予它们的吗？还有那些巨大的鳄鱼和蟒蛇，实在令人恐惧，那是神的力量呀！所以，先民们都对它们充满了崇拜和敬畏。
然而，巨大的自然灾害——海侵，降临在胶东，逼着胶东的先民改变着自己的概念，那些野兽，包括猛兽都丧失了神秘性。你即使可以无足而行，又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照样死亡？唯有这鸟，才是最神秘的，它们可以不怕海侵，照样自由自在。
于是，胶东先民产生了鸟崇拜，而且是根深蒂固的。
先民们把这种崇拜，渗透在方方面面。
7 白石文化，胶东历史的起点
根据考古发现，出土的文物证明，在胶东远在新石器时代，大约7000年前，就有人类活动。
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芝罘区白石村，被称为白石村文化。
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琢制和磨制相结合的石斧、石铲、石锛、石网坠。狩猎工具主要有弹丸、箭镞、石球，同时在石器当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磨盘、磨棒，说明这里的先民已经可以把粮食加工成颗粒乃至米粉。生活用品主要是陶器，颜色多是红色和褐色，陶质以夹砂的居多，全部是手工制作，形制简单，大多是直口圆底的，做饭用的鼎，吃饭用的钵，打水用的罐，比比皆是。骨器类有锥、针、笄、镞。其中有一枚神秘的骨针，针眼很小，现代缝纫机上用的细线才能穿过去，已经非常接近后来的钢针了。当时绝对没有机器，甚至连机器的概念都不会出现，这枚骨针是如何造出来的，实在是一个“谜。”千万不可低估了胶东先民的聪明才智。
出土文物证明了7000年前的胶东先民，不仅有狩猎业，而且有了农业，捕捞为特征的渔业十分发达。这里是华夏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当时的手工业虽然没有从经济生活中剥离出来，但是打磨技术和缝纫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胶东人心灵手巧，可以找到很远的历史基因。
白石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太阳在东方露出笑脸，白石村落，其实是白石部落的人们就忙碌起来了。
先是狩猎的人群抬着一头野猪归来了。这是一个大丰收。全部落的男人和女人，包括体弱的老人和孩子都许久不曾吃到一片肉了。他们羡慕靠山住着的部落，不仅可以打猎捕获到野兽，而且可以储存起来，供没有收获的日子食用。他们也向靠山屯的人学习，用石铲在野兽出没的路上挖出了陷坑，然后点燃了火把，把野兽引出来，再一齐用石球把野兽逼上了陷坑，很幸运，这次落入陷坑的是一头硕大的野猪。他们费了好大的事，才把那头野猪打死，拾了回来。部落的酋长估算了一下，每个人都只能分到一点点，完全没有剩余。
这是一个中型部落，人数不是太多，几十个人，同姓。当时脱离母系社会不久，虽说由于男人在获取生活资源方面有了优势，而取得了支配权，从而成为酋长，但是整个部落都有姓无氏。他们都从属于一个联盟，也就是历史上说的方国。这个方国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接济他们一点食物，让他们不至于饿死。通常情况下是没有什么往来的。当然，方国的势力很大，他们的剩余产品太多，白石部落惹不起他。在很多时候也得屈从对方的意志，比方不准到哪片森林捕猎，白石部落就得唯命是从。但本部落如何生存，却是酋长说了算。
现在，酋长安排一天的生产和生活了。
他派出一批人去采集贝类，蛤、蚌都要，多多益善。他说：“昨天的收获比较多，是因为北边那些海中的石头背面，蛤特多。今天不能怕走路，要涉过海水，去那里采。”
有人畏难：“海水下面有坑有洼，一步踏空了就会被海水淹死。”
“那也得去！如果采不到足够的贝，大家都得饿死”。
人们还是按照酋长的指挥，带上简陋的工具出发了。
酋长让另外一些人织网：“多拴上几颗石网坠！前日结的网坠儿不牢靠，让鱼跑了。今日会更往远处走，深海的鱼大。不能再用小网了。”
这些人听话地离开了那些地穴式的“屋子”。这些“屋子”是些楔有木柱的半地穴式的洞穴，堆了些乱草借以御寒的。
然后。酋长又把一些体力较弱，或者被野兽咬伤了的人组织起来，让他们磨制石斧、石锛，还有石头制造的箭镞。这些都是一次性的武器，需用量很大。所以，几乎人人都得耐着性子来磨制。没有定额，但却有横向比较，谁磨得又多又好，是不言而喻的，当食物比较充裕的时候，那些能工巧匠自然会分得多一些。也没有人提出异议。
最后他方对夜猎归来的人吩咐道：“在鼎里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干肉，吃了之后睡觉，觉醒了之后，我跟你们一起去寻找更坚韧的绳（一种在沼泽地生长的特别柔韧的草，可作弓弦）好让咱们的弓射得更远。”
弓箭的发明无疑是东夷集团最重大的了，它使得狩猎的收获几倍的增长，从此有了剩余产品，乃至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以致出现了阶级，让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解体。它是一个重大质变的发端。
酋长对猎人中的佼佼者，也就是“猎手”，另眼相看，特殊待遇，不仅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出色的猎手，而且与猎手们一道研究、琢磨改进弓箭的办法，当然，这是一种相对轻松的脑力劳动，决不是部落所有的人都能参与的。这少数人改变了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大家都有了肉吃，不再忍饥挨饿。部落感谢他们，他们自然生活得优越些。
社会分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伴随着不平等，也就是差别。猎手们在受宠，他们中的佼佼者也称为酋长的接班人。尽管大家血缘相同，但是“智商”却有差异，上帝不公平，这是无可奈何的。
8 亲近大海，贝丘文化遍胶东
“丘”是古代人类居住的地方，也就是部落的称号。部落是人类的聚居群，也即村庄的雏形。那么，古人的村庄在什么地方呢？
贝丘。
贝丘就是人们食用蛤、蚌、蚬、牡蛎等岸滩海洋生物后，这些生物不易腐烂的遗骸，在先民的生活地长期积累形成如丘如山的堆积。老百姓又叫“蛤皮地”“蛤蜊堆。”
现代考古学把这种地方视若宝地，因为这是一种文化遗存，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轨迹，尽管只是先民们采食之后遗弃的贝壳，但却可以见到先民生活的身影，所以称为“贝丘文化遗址。”
胶东的“贝丘文化遗址”遍地开花，举其犖犖大者有：芝罘白石村遗址；福山邱家庄遗址；牟平蛤堆后、姜格庄遗址；蓬莱紫荆山、大仲家遗址；长岛北庄、大钦东村遗址；莱州泉水头遗址；龙口唐家、乾山遗址；棲霞古镇都、下渔家沟遗址；莱州蒜园子遗址；招远后大里遗址；海阳翁家埠；威海义和遗址；荣成河口、北兰格遗址等等。
这些遗址多在河旁和濒临地带，尤其以小河的入海口处居多。当时的海岸与各贝丘遗址间的距离多在五六里，可见当时人们在居住地的选择上是充分考虑到海侵之后形成的地貌变化特点，他们不能离海太远，海产资源是他们最容易获取而又经常可以得到的主要食物源泉，又不能离得太近，那浩瀚的海水不知什么时候又会陆侵。跑也得给一个空隙。所以，选择了距海岸直线距离3公里以内，河旁的台地上，河旁的土地可以从事原始的农业，如果有山冈就有森林，可以狩猎。
现在，许多遗址已经离海岸线较远了，例如福山的邱家庄遗址，牟平的许家疃遗址。这与海退有关。当年海侵时，最高的海平面高出现在海平面4米，说明这些遗址当时距海岸也不远。胶东的贝丘遗址密集在沿海一带，而内陆地区所占仅十分之一。这是因为采集和渔猎方便。大海制约了胶东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
贝丘文化遗址说明胶东地区人类活动并不比中原晚。大量的蚌壳、螺壳和鱼骨堆积，已经说明了中国的史前文化不仅仅是以农耕为主的黄土文化，而且也包括以捕捞、采集为特点的海洋文化。
贝丘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陶器，这些陶器总体上看已经比较成熟，是胶东先民经过长期摸索后的产物。贝丘人的陶器主要是夹砂陶，还有少量的泥质陶，陶色多样，有红褐、灰褐、红、黑灰、黑、灰黑等颜色，其中红褐、灰褐色的陶器数量最多，从陶器的制作方法来看，仍全部用手制，但蒜园子遗址发现有轮制的。陶器的形状复杂，以泥条盘筑为主，有的陶器在口沿处出现了慢轮修正的痕迹，部分筒形罐的口沿补缀一块泥条，由单唇变成重唇，这样一来，大大提高了牢固程度。器类有钵型鼎、盆型鼎、罐型鼎、钵、碗、盆、小口罐、筒形罐、觚型杯、鬶等。鼎主要作炊器用，罐、盆、和钵主要做盛器用，陶器的制作和使用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贝丘人的生产生活状况。贝丘人已经摆脱了只求果腹，延续生命的原始人状态，他们有了文化，而令生活丰富多彩。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陶鬶以其独特而酷似鸟的造型而为世人所瞩目。充分展示了胶东先民的“鸟崇拜”，已经达到了几近痴迷的程度，“鸟崇拜”的习俗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此地先民的精神生活中。
“鸟崇拜”在一件器物上表现得如此唯美灵动，浑然天成，真的非陶鬶莫属。
陶鬶的出土犹如拨云见日，让人们豁然开朗：原来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浑然一体的。
贝丘文明是胶东历史光辉的一页。
9 海岛异彩，东方半坡在长岛
在辽宁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有一个庙岛群岛，连续不断的32个美丽的岛屿点缀在祖国大门口，好像一串珍贵的项链，为祖国这个美人的玉颈，点缀上旖旎的风光。
“这是美丽的祖国”歌曲不是空喊。
三十二个岛屿，有三分之二荒无人烟，所以人们习惯于将它视为荒蛮之地。直到21世纪初，仍然无视它的丰厚历史文化底蕴，仍出于“猎奇”，只把宋元之后才出现的“妈祖文化”当作珍宝，反映了对历史的一种轻薄态度。
其实，长岛的人类活动一点也不比中原地区的历史古城晚；而且，长岛先民们的重视居住尤其让人叹为观止。不是有人花钱去买什么“宜居”的桂冠吗？其实在大黑山岛上就有人类最早的“宜居”房屋群，那就是北庄文化遗址。
贝丘文化是一个辐射很广的文化圈。有几个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大黑山岛的北庄遗址就是其一。1981年到1984年清理出90多座房址。整体规模宏大，保存完整，建筑结构合理，物化出早期村落的穴居状态。这些房址大多是半地穴式，平面一般是圆角长方形或圆角方形，有一个门道，有1至3个灶。小一点的房址，长约4.5米，宽约4米，有一个灶。大一点的房址，长约6米左右，宽5米左右，有3个灶。这些房屋的建造，有的采用承重结构与维护结构相结合的方式，坑中心的柱子与坑四壁的柱子起到承担屋顶重量的作用。坑壁四周的柱子还连接着房屋四壁的围墙，起维护作用。有的采用承重结构与维护结构分开设置的方式，即房屋的围墙在坑壁四周柱子的外侧单独建立，屋顶的结构，根据柱洞分布的情况看，是四角攒尖顶。为方便出入，或在房屋的东南角，或在房屋南侧，设有斜坡门道，上面还有门棚，即今日门楼的前身。房屋内的居住面是由黄土铺垫而成，加工结实平滑，有的上面还铺了一层白色的料姜石粉末，既结实，又防潮。屋内的灶，一般为“箕形灶”，出土时填满了草木灰，为防燃火外溢，灶周围还有一圈数厘米的灶围。这就远远不是原始人居住的简易窝棚了，而是实实在在的房屋。
这么众多的房址反映出来的当时房舍的基本面貌，大致相同，真是匪夷所思！当时根本不可能有图纸，纸是若干年以后的东汉才出现的；而布局如此完整的房屋群，显示出当时人们的定居点已经完全规模化了。这也匪夷所思，因为当时甭说权力吓人的规划局远没有存在，即使可以决定建房地点的小权力，酋长也未必行使。这确确实实如历史学家所言，是“东方奇迹”！
陕西西安的半坡遗址，因为聚落遗址的发掘而闻名于世，成为驰名中外的旅游景点。跟半坡相比，北庄遗址各个方面都毫不逊色。著名考古学家，北大教授夏鼐在惊叹为“东方奇迹”之后，称之为“东半坡。”
可惜，教授手中无权，感叹也就只能停止于感叹。“西半坡”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子保护起来了，“东半坡”的荒废却急坏了年轻的地方干部。
北庄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特别是反映出来的“快轮磨制技术”，使陶器更工整、更美观，都标志着胶东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鼎盛。一个北庄，是胶东人聪明才智的物化，是胶东的骄傲。
长岛，作为山东半岛与辽宁半岛文化交流的桥头堡，北庄文化也具有非常的意义，考古发现，两地的贝丘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因为有许多出土文物有相同的文化特征。
庙岛群岛不仅是文化交流的通道，海上交通的必由之路，还是文化发展的共同纽带，从史前古文明到现代文明的重要链条。可惜，长岛长期以来太封塞了，他们被隔离在海岛上，那曾有的灿烂文化似乎被忘却了。
10 独占鳌头，一条木舟意义大
1984年，有一件出土文物引起了巨大轰动。
在胶东半岛最东端的荣成最东端的龙须岛的猫子沟挖掘出国内年代最早的独木舟。作最谨慎的估计，这一独木舟的年代也不会晚于商周时期，即应当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一重大发现说明了胶东的先民远在4000年前就萌生了征服海洋的意识，而且付诸行动。浩瀚的大海在他们眼里不再是令人畏惧的神秘力量，甚至不再是让人亲切的食物宝库，而是可以凌驾其上远征他方开辟新的领域的通道。大海可以借助于某种工具（例如独木桥）进行征服。这条独木舟，实在是胶东人积极的海洋意识的里程碑。
大海对人们是充满诱惑力的。四千年前住在这里的东夷人被称为隅夷，他们也是靠采集和狩猎生活的。但是这里山冈多石，林木不盛，因而野兽不多，一条河谷的入海处倒是有不少岛屿，但是被海沟所隔。迈过海沟倒是可以去海岛找到大量的蛤、蚌、蚬之类，还有鸟蛋。可惜海沟很深，而且经常波涛汹涌，年轻人仗着水性和胆量，试图游过去，但很多人都葬身海沟了。海沟毕竟太宽，人的体力毕竟有限，如果能插上翅膀，像海鸟一样飞过去，该有多好！
终于他们发现了海沟里漂着一棵树。那是一场大雨，冲刷着河谷上游的山冈，土层太薄，树就被连根拔起，冲进了大海。奇怪！竟漂浮在水面，人骑上去也不沉底。
这一发现让先民的视野一下子打开了新天地，再找一棵树，伐倒了，照样可以浮在水上。铲去它的根部，还可以划着前进。几个人结伴而行，可以走出很远，距神往的岛屿已经很近了，但是一个浪头打过来，有人落水，希望变成了泡影，喜剧变成了悲剧。
树木，毕竟不是船，稳定度太差。
后来，人们发现平板也可以漂浮在水面。而且显然坐上去稳得多，但是又太薄，坐不上几个人，还得在树木上想办法。
人们的认识总是在循环往复中不断前进的。
于是石铲就在树木上做文章：铲去了树皮，刨出了一个平面：好了！好了！即坐得稳，又可以多坐人，有了独木舟的雏形。
然而，坐在上面的人没法躲避海浪，他们一个个很快就变成了落汤鸡。夏天还可以，寒冬袭来时，谁都把骑木远行视若畏途。这舟就被搁置起来了。
但是，饥饿在威胁着人们，大海在诱惑着人们。人们的探索就不会“搁置。”终于受到挡风墙的启发：嵌上木板，不可以挡浪吗？但是巨浪力大，人们的镶嵌技术又太原始，所以木板很快七零八落，被大海吞噬。为什么不在树木上掘槽，让它浑然一体呢？
于是一个关键的工序产生了——就在独木上挖槽。独木舟就出现在猫子沟。
它的出现经历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让先民们持久地付出了心血和汗水，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人类社会的发展，关键的每一步都非常不容易。
独木舟开始了航海史上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风帆时代。
后来有了帆和舵，可以改变方向，借助风力，独木舟成了真正的船。木材“缝合”起来，船体日益加大，就远征海洋，把陆地“缝合”起来，让地球成为一个整体。直至出现了蒸汽机，乃至原子能，彻底改变了船的动力，才导致“风帆时代”的结束。
独木舟也区别于南方水乡的木舟，那里的河网中担负运输任务的是平底船，因为河里只是微波细浪，船也很少颠簸。独木舟虽小，却是尖底的，是海船的祖宗。龙脊是为了剪开大风大浪的，在滔天巨浪中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荣成古船确实是胶东人民的骄傲，它开拓了航海史上的新纪元。
11 冒险踏海，海边先民逞英豪
猫子沟的故事在胶东大地的濒海之处到处演绎着。胶东有1700多公里的海岸线，数以百计的沿海岛屿。人们要开拓自己的生活空间，首先想到的就是海洋，就是对岸那块未知的土地：那里是不是也有蛤？那里的蚌是不是更易捉？海洋让人们的思维走向了远方。
庙岛群岛的先民在征服海洋的历史进程中走在了前面。考古发现，深海鱼类的骨骸出现在北庄遗址中，说明当时的先民已经到达了远离陆地的地方，这才令深海鱼类进入了贝丘人的食物链。说明贝丘人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海洋意识。
他们要远涉重洋，是一个冒险的过程。
最初，部落的首领可能选择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驾着从独木舟脱胎不久的简陋的小船，朝着情况不明的岛屿驶去。很幸运，那一天，风和日丽，微波不兴，小船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凑巧的是，那里昨天刚刚发生了一场火灾。酋长就是看到了火光才发现了这个荒岛的。人们登岸，在岸边发现蛤又肥又大，因为荒岛上人迹罕至，他们采集起来非常容易。然后，又嗅到了肉香，寻味而去，在烧毁了的树林里，在泉水边发现了獐、鹿，还有野猪的尸体，已经被火烧得半焦近糊了，但是味香却十分浓郁。
于是他们满载而归了，也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大海深处的岛屿，是一个食品丰富的宝库。
然而，这种幸运却不是常有的。第三天，或者第四天，酋长又派出了三条，或者四条船，都朝着这个已经熟悉的小岛驶来。然而，不多久天空就阴云密布了，他们很快失去了联系，这时狂风大作，浊浪排空，两条船未曾上岛，就已经葬身大海，另外一条船也踏上了不归之路，只有一条船因为迷失了方向，却进入了庙岛塘。那是一个可以躲避风浪的地方，沿着那个岛的边缘往前走，就可把狂风巨浪甩在身后，让小船不再颠簸。
于是，人们有了“港口意识”：在当预感到风浪即将袭来的时候，就躲进那个群山环绕的港湾。
古老的登州有一条古航道。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它是“东方丝绸之路”的雏形。
所谓“东方丝绸之路”是相对于西方和南方丝绸之路而言的，出甘肃，沿河西走廊走张謇通西域到中亚乃至欧洲路，被称为陆上的丝绸之路；由泉州、广州等南方港口出发，由海上把丝绸、瓷器运往东南亚，阿拉伯，则是南方丝绸之路。这两条道路的贸易往来，带有更多的国家色彩，更多的是外交需要。而从胶东半岛的登州（今蓬莱市）古港出发，由庙岛群岛到鸭绿江口，再沿着朝鲜的西海岸，走对马海峡，到日本，这一条航道的主要货物也是丝绸，这是因为胶东很早就是柞蚕之乡。先民的航海技术有限，古代又没有导航设施，指南针的发明也是在宋代以后的事，他们在茫茫大海中，必须依靠海岛，或者陆上的山脉作为参照物，才能找到方向。所以，这条古航道，不仅距离短，而且很安全。近代考古在辽宁半岛、朝鲜、日本的许多古遗存中发现出土文物与胶东出土的一致，已经充分证明了这条古航道的存在。
当然，贝丘时代远没有形成丝绸之路，而且古航道也决不会完整。但是，最初却是贝丘人为之奠基。当北庄遗址上的先民，那个酋长被远方的火光所吸引的时候，第二天看到的只是茫茫一片海水。望着远方那个并不清晰的海岛，他只是想象那里可能会有蛤、蚌来为他的民族增加食物，为了生存，要让部落的人去开拓，完全不会想到两千多年之后，这个小岛竟然会成为国际航道的路标。在海图上这个小岛可能只有代号，但却不可低估它的意义。人类文明就是靠一点一点积累而成的。
12 开化历程，最后出现了农业
人类开化的过程，从渔猎、游牧走向了农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了定居的农业，才走向了真正意义的文明。
“吾国开化之迹，可征者始于巢、燧、牺、农”“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鸟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脾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
这里的“农”是指“神农氏”古代文献上的成、周、州皆曾为神农氏族裔耕作之处。所谓“九州之民乃知食谷”，正说明神农氏是从渔猎部落分化出来的农耕部落，神农氏发明农业，改善了本族人民的饮食结构，从以肉食为主而兼食谷物。
当然，远古的农业是“刀耕火种”，将森林草原用火焚之，然后用刀（石刀或者铜刀，后来是铁刀）翻翻土，把草木灰压连种子，在地下没有犁、镢、锨等生产工具，也用不着申耕和田间管理，播种之后，只待收获。收成丰歉，全靠“天赐。”而对种子则特别关注，不仅籽粒饱满否，而且品种也在增加和选择，于是逐渐形成了北栗南稻的格局，而且随着后人的迁移，一些主要品种也开始了交流。
“水潦盛昌，神农将持功。”据上可得知两点，一是上古时代那场大洪水从有巢氏到神农氏之世，持续了很长时间；二是先民们从渔而猎并进入渔猎时代，直至神农发明农业，方迎来农耕时代的曙光。
由于人口的繁衍，加之“益烈山泽而焚之”对小环境的破坏，粗放耕作所获难以满足所需，于是一部分族裔便发生自东向西的大迁移。西迁路线主要在黄河以北，有的学者把胶东的莱、黄等地的文化，直截了当地称之为“麦作文化”，显然因为这里是麦子这一主要农作物的发祥地。由这里而遍及黄河以北，最后才传到了苗、黎聚居的地区，最后才到了海南岛的。
《周礼·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郑玄注：“莱，谓休不耕者。”周代的耕作制度是撩荒休耕，待地力恢复后再行耕种，并非连年在同一块土地上不断耕种。遥想耕作方式十分落后的上古神农时代，由于林木茂密，可供耕种的土地很少，而在这很少的土地上又“益烈山泽而焚之”可见是焚烧长有低矮乔木后耕种一块土地，而后放弃。如此反复采用“焚烧—耕作—放弃—再焚烧”方式开发新地，势必发生氏族的散居和迁移。神农氏族众在今山东境内的迁徙，盖出于此。
烟台著名民俗专家单丕艮曾在古稀之年沿着黄河寻访这条迁移线，用民俗研究中的“田野作业”方法获取了大量生动的史料，可惜他英年早逝，临终手中还握着《麦作文化》的手稿，使人竟未能见到他的科研成果。
13 蒜园耕耘，原始农业开新篇
单纯靠大自然恩赐，以采集、捕捞和狩猎为主要生存方式的人类活动，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表现了较大的被动性和依赖性，进而影响了人们改造自然环境的实践活动，只有农耕文化的形成，才是人类真正影响自然环境，改造自然环境的开始，才标志着原始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档次。
胶东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当山东腹地的大汶口文化进入农耕社会后，胶东地区还停留在采集、捕捞和狩猎为主要形式的生存方式上，制约了这里的原始文化向更高层次发展，致使其文明程度开始落后于同时期山东腹地的大汶口文化。
但是，另一方面，优越的自然条件又导致了这里的生活水平相对较高，智商也高，特别是濒临海洋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海洋意识，又让他们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所以，当海退发生之后，胶莱河洼地不再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障碍之后，他们又迅速接受了以种粟为主的大汶口文化。贝丘文化开始消亡，人们逐渐放弃了采集、捕捞的习惯。
在这个过程中，莱州的蒜园子遗址考古证明，这里的莱夷人走在了前面。
莱夷，是东夷族的一支，是个很古老的族群。夏商时代远没有形成国，虽然地盘很大，“今登莱二府，皆《禹贡》莱夷之地。”也就是说，整个胶东地区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但是还得依附于夏、商的王朝势力，只有到了殷商后期，才有了势力强大的莱侯国。蒜园子遗址上的先民是莱夷的一个族群。
他们定居在今莱州市区东南的蒜园子，在莱州的母亲河——南阳河南岸，东西两面濒临南阳河的支流。东南有云峰山，西南有牛蹄山，相距仅八华里，真是依山傍水。这里取水方便，天然的原野、丛林、沟壑、山丘为他们居住和务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已经能用磨制的石斧砍伐树木，用扁而薄的石铲翻松河畔肥沃的土地，并种植粟类作物。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用穿孔的石镰、石刀和蚌镰，收割禾穗，并能用石磨棒、石磨盘把谷物加工成米，或磨制成米粉。
当时，虽然仍旧要进行渔猎来扩大食物的来源，但是，狩猎已经降为辅助的经济活动。
考古发现，这里先民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方面，有着比较突出的先进性。所有出土的石器都经过精工磨制，并按用途不同有了不同的种类。斧、钵、凿、铲、镞，各有各的用处。特别是有一种扁薄圆刃的舌形或草履形的石铲，显然是原始的锄，用来作为中耕农具。农业已经发生了质变，不再是刀耕火种的原始粗放形式了，播种之后，还要进行管理，收成有了把握，产量也在提高，已经变成了真正的种植业。石刀也由直背演变成弧背，更有利于手握操作，尤其新出现的蚌镰，可以安柄儿使用，在收割工具上是一次重要创新。还发现了石镰，对垦荒，扩大耕地，无疑是最有力的工具。农业工具的不断发展，说明在这块热土上的农业已经走向了成熟。
蒜园子遗址的农业具有“样板”意义，是史前文化发展的里程碑。
莱州处在胶莱河洼地的东岸，当海退之后，很可能是最先接受了大汶口以粟作为主的农耕文化，所以不仅把种粟当做了主业，而且也让新石器时代画上了句号。
在蒜园子遗址还发现了一个小件铜器，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宣告开始的“号炮”。石器时代结束了，铜器时代开始了，铁器时代即将开始，历史的轨迹简化的表达是：史前和夏商为奴隶制社会，使用的工具是石器；商代开始使用铜器，奴隶制达到高峰而面临瓦解；西周出现了铁器和耕牛，开始了封建社会。蒜园子遗址的先民，在这个进程中走在了前列。
莱夷的农业发展，并没有沿袭“粟作文化”而是发展了自己的“麦作文化。”
14 尧舜禅让，大舜是古代圣君
唐尧和虞舜（简称尧、舜）是中国古老传说中的两个圣君。他俩“禅让”天下被认为是最佳的“传位”制度，即不把最高统治权传给自己的儿孙，而是选择贤而有才的人，让他登上“宝座”是只有责任和义务，而无权利和享受的。所以是个苦差事，没人愿意干的。传说，尧年纪大了，自觉能力已经不足以负担治理天下的责任，就到乡下找到了舜，讲了自己要“禅让”帝位给他的意思。不料舜不仅拒绝了他的好意，还跑到了济水的上游，用河水洗自己的耳朵，生怕尧的话玷污了，让自己耳根不清净。
舜跟争权夺利是泾渭分明的。
舜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的圣君。
《孟子·离篓下》记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舜帝亲帅东夷人大力发展农业、畜牧业、渔业和制陶业。由于舜品德高尚，治理有方，东夷族人口激增，社会发展，文化繁荣。不但出现了城邑，创造了早期的城市文明；而且完善了原始的天文历法，创造了以《大韶》为代表的音乐文化，灿烂而文明的舜文化由此诞生。
舜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代表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的融合已经完成，亦即炎、黄民族的融合已经完成，部落联盟的体制在沿袭了数千年后，国家已经初步形成；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有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受农耕之益，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渐丰富了。作为个体的人，也已经走出了以氏族公社为单位的小社会，进入了由部落联盟——诸侯国组合起来的“古国”大社会。因此，在社会生产之中。个人与家庭成员之间，个人与社会成员之间，个人与所从事的职业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都需要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关系，都需要有一种双方都能接受和遵守的准则，才能使社会稳定，才能维护诸侯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与和谐。作为诸侯国联盟首领的舜，正是适应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需要。舜帝在自己的一生中，身体力行的创造、想方设法地推行了这些准则，并使整个社会都遵守这个“道德”规范，成为人类由文明产生过程进入文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舜文化是舜帝身体力行创造的。在家庭中，做为人子和人兄，尽管受到父亲、后母、弟弟三番五次的虐待和陷害，却丝毫没有改变他对父母的孝敬和对弟弟的友爱。舜帝以德报怨去感化，使他们不至于作奸犯科，维护了家庭的团结和气。在社会生活中，舜努力示范，耕于历山，则把肥沃的土地让给他人，致使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都能以他为榜样把丰盛的渔场让给别人；陶河滨以及作器于寿丘，他恪守职业道德；经商于负夏，则是以诚相待，不以获利为唯一目的；管理经营国家，他以“德”治理，“无为而治。”所以说，舜帝一生的社会行为，就是对舜文化的实践和创造过程。
以农耕文化为内涵的炎帝文化，以政体文化为内涵的黄帝文化，以道德文化为内涵的舜帝文化，这是中华文化的三块里程碑。农耕文化、政体文化、道德文化是中华远古文化的源头。又特别以舜文化为博大精深，它涵盖了社会、自然两大学科，其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艺、民族关系等各个领域。舜文化是以儒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源头。唐代著名思想家韩愈在他的《原道》一文中梳理儒家的传授关系说，是“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孔孟传之于后人。
也就是说，舜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具有发端意义。
15 道德楷模，舜帝真正永垂不朽
大舜帝是道德楷模。
道德是继承的，某段时期可能滑坡，特别是统治者本身没有人格力量而为了权力，只会搞阴谋诡计时；但是，人区别于牲畜，主要在于道德，道德是不会泯灭的。
对于虞舜为代表的道德要给予充分的估价。
对于舜文化内涵的认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往往局限于“伦理道德”方面。这可能与人们对“舜孝感动天”的故事耳熟能详，而对其他事迹知之较少的缘故。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舜文化实际上是道德文化的一个大集合，它包含了中华传统道德的各个方面。主要可以概括如下：
伦理道德。在家庭之中讲究伦理道德，舜无疑是教化后世的典范。相传，舜的生母早逝，其父瞽叟娶后母生了弟弟象，父亲及后母和弟弟不讲道德，屡次想杀害舜，均被舜巧妙脱逃。面对父亲、后母及弟弟的不仁不义，舜却始终以人子之礼孝事父母，友爱弟弟，其孝行感动了苍天，最终感化了父母。舜也因此被列为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孝”之首。除个人讲究孝行外，舜履帝位后，还命契做司徒，“敬敷五教”，在天下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教的五常教育，不但在当时影响了百姓创造家庭和睦的生活，而且这一家庭邻里道德标准至今仍被人们推崇。
社会道德。舜为平民期间，在社会生活中，一直身体力行去创造和推行良好的社会公德。这也是他赢得尊敬，名声远播，终被举荐于尧的重要原因。耕于历山时，他把肥沃的土地让给他人；渔于雷泽时，把丰盛的渔场让给他人。他的行动也影响了周围的群众，大家都愿与他为邻，同村而居，所到之处“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专门利人，毫不利己”、“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的“乐于助人”精神的初始。
职业道德。舜年轻时从事过多种职业，除从事农耕、渔猎之外，还从事过手工业生产，经过商。在这段生涯中，他极力推行优良的职业道德。无论“陶于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还是“灰于常阳”，他都坚持以诚信至上，讲究职业道德。对待商品生产和经营，他用心研究和改进，制作出了精美的产品；经商时，童叟无欺，绝不唯利是图。他的行为影响和带动了同行业者，很好地树立了行业形象。时至今日，人们还习惯上把龙山文化时代的陶器称为“舜陶”，就足以表明他在改进制陶工艺上面所作出的贡献。
政治道德。舜继位执政后，非常讲究施政道德，是一个政绩突出的上古明君。其清明的政治道德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在对待用人上，“举八恺、用八元”，“流逐四凶”，举贤任能，唯才是用；在对待问题决策上，“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妄人。”明辨是非，广开言路；在对待民族问题上，“舞干戚于三苗”，以道德和高尚的音乐艺术去感化、教化三苗民族“弃恶从善”，重大局，识大体，宽宥有度；在对待接班人选上，以“利天下，而不利一人”的政治道德，慎重选定被自己诛杀的鲧的儿子禹，心怀天下，赏罚分明。正是因为舜的清明政治，才使天下实现了“九族亲睦”、“合和万邦”、社会安定、民族团结。
以舜的实践为代表的舜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不但为后来国家的建立和管理奠定了思想基础，对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起来精神凝聚作用，而且它还是中华民族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中华民族思想道德建设的基石。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说，其许多主张就来自于舜文化。如，孔子聆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而韶乐正是舜乐。孔子很推崇尧舜，儒家讲求的孝道即源于尧舜。孟子坚持的“性善说”，也与尧舜之道关系密切。几千年来，人们说孝行而必然首推舜，以舜为孝道楷模，其影响力何其巨大！
综上所述，舜文化是中国学脉之源，是人性论之根脉，是儒家道德价值之根脉，是儒家本体论之根脉。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舜文化这个道德文化的源头，就不可能使中华民族保持强大的国家凝聚力和民族亲和力；没有舜文化的润泽，就不可能培养出国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没有舜文化的熏陶，就不可能造就出以国家强盛民族兴旺为己任的一批又一批国家精英。由此可见，舜文化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形资本，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块永放光芒的丰碑。
今天，我们提倡开展对舜文化的研究，将其与正在进行的先进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对于净化和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提升社会道德规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