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还说：“老先生是个老实本分人，说话咬文嚼字，我跟他聊一会儿，他跟我念了念编选这本书的作家的作品，给我唯一的异常感觉就是觉得老先生有点不合时尚。”
妻最后叮咛我说：“老先生懂得很多，只是不懂文化市场。下次他还要来，你要留老先生好好聊一会儿。”
于是就有了我与这位老先生的这次会面。我请老先生在客厅沙发上坐定，又将一杯热茶递到老先生手里：“有什么事，您先喝杯热茶再说。”
老先生连说“不冷”，将茶杯放在了茶几上，对我讲了一个近似于古老童话般的“梦魇”。他说他想编一本以爱心为中心的散文小说集。经他多次跑图书馆，审定了一些篇目。其中有某某和某某某的小说，有某某某和某某的散文。在列举了许多篇目之后，告知其中有我的小说《洁白的睡莲花》。我的心迅速分为两瓣：一瓣是为老先生这种锲而不舍的编书精神所感动；另一瓣则为老先生有益而无效的劳动感到酸楚。因为老先生说了，他要把编辑这本书的收入，全部献给希望工程。其情之切，其意之坚，其心之美，真可以和西方耶稣及东方的菩萨媲美了。
我不忍心在这北风吼叫的日子，给老先生心头立刻塞进一块冰坨，便询问老先生说：“您和出版社编辑部打过交道了吗？他们有什么反应？”
“跑过两家出版社了，一家是天津的，一家是北京的。”老先生说，“他们都说选题还不错，只是……只是……怕没有销路，答应征求一个印数，再最后决定。”
“那您何必来北京呢？在家中坐待征订数字就行了。”我说。
“我这是双管齐下。一面等待着征订结果，一面征求作家们的意见。”老先生掏出手绢，擦掉清冷的鼻涕说，“国家出版法规定，不能损伤了作家的权益。”
“征订数字的起印线是多少？”
“六千到八千册吧！”老先生说。
见老先生那副虔诚的期待目光，我觉得再不捅开这层窗纸就是对老先生诚意的一种亵渎，因而不得不直截了当地告诉老先生说：“我劝您还是不要为这本书再劳神、劳力了……”
他截断了我的话说：“是不是您不同意把您的作品选编在其内？”
“我同意。只是当前的文化市场不会同意。”我掰着手指解释给老先生听，“一、此书征订数字绝不会过千；二、你选编的作品大都是冷色之作；三、我干过出版社的总编工作，出版社为了自身生存，在当前的时尚下，是绝不可能签发此类书稿的。这或许有点过于严酷，但是无可选择。”
我又劝慰了老先生好一会儿，老先生似乎才悟出了一点什么，连连询及我说：“难道我做的不是一件好事吗，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是好事。但是目前在文化上的善行，事不如意常八九。”老先生走了。他固执谢绝了我要他吃了饭再走的挽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说他将直奔火车站，返回天津。当天下午，我面对楼窗外在大风中东摇西晃的枯树，怎么也无法进入我写作的境界。我觉得老先生的影子，挺像那棵在风中战栗的老树；此刻他坐在火车车厢中，一定十分失落，就像那棵老树一般。我还想到这位老先生着实是个绝对的好人，好到像是天外星球来客似的，虽然对这个地球充满挚爱，但又十分陌生。
老先生对编选这本书的工作，或许还会坚持下去，但等待老先生的就像窗外的天气一样，此风正夹挟着冬雪而来……
[珊瑚果——冬日书斋随想]
冬时，我写字台上多了一抹醉红。举目窗外，万木萧条，落叶被风卷起，在风中狂舞，室内花盆里这一片红艳，仿佛在示意我春天并不遥远，她即将在冰铺雪盖的冬日里孕生。
这盆珊瑚果是妻子和我从街上买来的。一个养花草的老者，拉着一平板车滴青流翠的花花草草，沿街叫卖。妻子挑来挑去挑花了眼，还是那卖花的老者，将这盆珊瑚果递在妻子手里。老者说：“别看现在它果儿是青的，立冬一过，果子一天天变红，挺耐看的。”
妻子仍然眷恋车上的君子兰：“它不也能在冬天开花吗？”
“经营得好，是能冬季开花。”老者不厌其烦地为她解释，“第一，君子兰是花好看，这东西是果实好看；第二，君子兰比较娇气难养，珊瑚果皮实易活。它俩各有各的脾气秉性，你自己选择吧！”
我从妻子手中接过那盆珊瑚果说：“还是买下珊瑚果吧！昔日君子兰相当昂贵之时，吉林老作家许行，曾送我一盆；我带回北京不久，就红颜飘零成为花泥了。”于是这盆珊瑚果便出现在我的写字台上，我不喜欢绝艳的娇花，却喜欢无花之果。就如同坐在电视机前，欣赏世界杯足球赛一样，我喜欢直截了当的英式足球，而不十分欣赏球在脚下盘来盘去耍花架子的球艺；英式足球三传两递，就临近对方球门，最后临门一脚劲射，足球便凌空而起，直落对方的网窝。人类生活，是需要鲜花装饰点缀；但最最需要的东西，还是成熟饱满的果实。这怕是我把那盆珊瑚果抱进楼门的缘由之一。之二，冬日结果的植物家族，着实比较罕见，榴红成熟于盛夏，枣红收获于秋时，冬季成熟的果实在北国怕是只有这珊瑚果了。
这盆珊瑚果，刚刚摆在我案头时，还是青绿色的，使人想起荒野间小小的青核桃。随着秋雨魔幻般地变成了片片飞雪，北国大地一片冰铺雪盖之时，它却吐出了生命的娇艳，成熟在万花凋谢、万木枝枯之时，是颇耐人寻味和咀嚼的。我笔耕累了，点着一支烟，在烟雾缭绕之中端详它，便觉得它的特征颇能隐喻人生。
我常常羡慕那些拉着雪橇，出没于北极风暴中的探险家，因为只有在冰天雪地的北极，才显示出生命的顽强活力和灵魂内在的光焰。记得年轻时，我读过一篇俄罗斯的小说，它描写一个随探险家去北极探险的外科医生，在冰窖似的北极圈里盲肠炎复发，他是自己开刀，自己缝合伤口的。这种在困顿中坚毅的奋进精神，使我至今难忘。人类是需要这种精神的，相比那些杯中之茶，随着水温冷暖而上升下沉的无灵魂的轻薄之躯，一个沉甸若洪钟，一个轻若凭借风势升天或入地的飞花柳絮……
更深，我在台灯下疲惫地扔下秃笔，看一眼那盆红珊瑚，便如同看见了冬日燃烧的簇簇火把，知难而进之情，顷刻便又倾入笔端。我笔下正在描写一群昔日冰雪之路上的囚徒，他们脚上戴着没有镣铐的镣铐，他们的心灵上背着没有十字架的枷锁。弱者无力走过这漫长冬季的雪旅，便自戕而去；而强者则跋涉过来，留下生命精灵的成熟果实。依稀记得，那是在“文革”岁月，在北国的一个劳改农场，“老右”中曾经担任过郭沫若秘书的陈弘万，为锻炼生存的坚强意志，每逢落雪时日，必扒光衣裤，捧冷雪擦洗其身，直到擦得皮肤血红血红，以此铸造其自身的男儿铁魂。与陈弘万相反，昔日曾是北京大学化学系高才生的陆浩青（因其是学化学的，用其名字的谐音，“老右”们都叫他“氯化氢”），却在那雪季的一个深夜，以腰带代替绳索，悬梁自尽于厕所的墙柱之上，使中国80年代“老右”解放之后，国家少了一个化学英才。无论是陈弘万被雪擦得红中透亮的肌肤，还是陆浩青留在雪旅中的红色血痕，都和我台灯旁这盆珊瑚果近色；因而，当我描写这些衣衫褴褛的囚徒时，红红的珊瑚果像是启迪我，不要忘却在雪原上热爱生命的一曲曲欢歌和长眠在冰雪之中那支悲怆的生命哀乐……
我还想到，我和珊瑚血缘关系难以割舍。1957年时牛不喝水强按头，一下子从陆地沉入了海底。在那苦咸苦咸的海底，禁锢在万丈深渊状若珊瑚，成了最柔弱的动物。但是由于我接近渊谷之地表，不仅能听见地壳之下地火岩浆的躁动和喘息，还能目睹海蟹之横行，鲨鲸之间的厮拼，以及和陆地上人类行为一样的弱肉强食。因而，在二十年后我被历史这张大网重新捞出海面时，我身上带来了苦海的海腥，这成了我区别于在海面上顺风扬帆者的一种标志——我据有我独特的财富和属于我的成熟。我与冬日结果儿的珊瑚果生命特征酷似，因而我将其摆置在我的写字台上，成为彼此相知而又彼此无言的朋友。写此随笔小文时，窗外鹅毛飞絮，天降下来第一场大雪。
窗外是白的——一片片银装素裹。
书桌前是红的——红得像团火焰。
我为它浇水，并轻轻擦去它叶片和果实上的灰尘。在这百花凋零的冬日，我期冀着这片醉红，能伴我度过这个落雪的季节；冬季又是我多产的时日，我希望我在稿纸的方格格里种下的树，也能结出珊瑚果般浴雪耐寒的果实……
1993年11月19日，北京大雪飞扬之中
[误入“恋爱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