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窗外北国的皑皑银雪,我还记起两次与巴老晤面的情景。一次是在全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作协在新侨饭店召开主席团会议。当时,正值中国当代文学从单一走向多元的嬗变初期,巴老满面春风,显然是为中国文学的色彩纷呈而感到由衷的欢欣。另一次是巴老的女儿小林陪同巴老出访意大利归来,下榻于燕京饭店,我去探望巴老,并将两家大刊物(《人民文学》与《十月》)以文学之外的缘由而未敢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给主持《收获》主编工作的巴老送去。巴老因旅途艰辛,那天神色还是有些疲惫,但老人虽然对非文学与文学之间的若干困扰表示出淡淡忧虑,但还是对当代文学前景持乐观态度。不久,小林从上海投来短函一封,她说《帆》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人性善恶与知识分子的苦涩诗情,《收获》将尽快将其发表。料想不到的是,此部发表在《收获》上的小说,竟然在日后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中一矢中的。试想,如果此作不能在《收获》上披露面世,可能会成为文学生灵中的一个死胎,岂不惜哉?!
因而,我的析梦似乎找到了更为充足的依据。山溪对面的那片百花园地,可以破译为文苑的象征。巴老赤足涉水过河,是想去浇花、护花,并去修剪那些野花旁的杂草。难道不是吗?!
析梦至此,我不禁独自哑然失笑。梦里的我,为什么要扯住巴老的衣袖呢?我该做的事情,是把手杖递给老人,我充当老人的另一只手杖搀扶着巴老一步一步地涉过山溪。因为溪水对岸的郁金香、野玫瑰、紫罗兰、黄杜鹃的色泽十分诱人;巴老那芦花放白似的散乱头发,飘在百花丛中,一定是一幅人间的独特风景……
1994年底于北京
[上海拾梦]
站在十七层高楼的窗口眺望上海,除了那一排排梧桐还保留了一点昔日上海的风姿之外,她在我面前,当真变得美丽而陌生了。
大概还是在1979年的仲夏,我在上海有月把光景。当时我给“上影”改一个电影剧本,住在一个长满梧桐的小巷。一别就是十七个春秋,今年5月我由长江归来,在上海停留一夜,行色匆匆,第二天就乘飞机返回了北京,因而只是与上海擦肩而过,没有能感悟到上海的变化。8月盛夏,再来上海图书节签名售书,既是一次“下马观花”,又有了一次旧梦重温的机缘。
我自喻为一片北国的飞雪,一株北国的野草,在感情上常常与黄浦江畔的上海滩,存在着一种地域文化的距离感。但是仔细想来,依附于我灵肉中的文学生命,却与上海有着比北京更为深厚的血缘关系。50年代中期,当我还是一个稚嫩的文学青年的时候,我的三本集子(两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长篇),都是在上海出版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新文艺出版社,派编辑北上京城,与我签订了出书和约稿合同,使我这棵文学苗苗,能成为一棵文学丛林中的小树。
当时的三本书,大约拿到了八千多元的稿酬。我之所以提及这个阿拉伯数字,实因它支撑我和我原来的妻子,在后来的艰苦劳改岁月中,渡过了相当多的生活难关。我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在60年代初的大饥饿年代里,不仅要靠这些钱给我和前妻一次次地往劳改队背运食品;加上1957年我们还留给老人身边一个孩子,她与孙子一老一小也要生存,如果没有那三本书的稿酬支撑,这一老一小怕是连讨饭也找不到庙门。因而,这可以算上海留给我永生难忘的第一个最为实际的有情之梦——当时物价很低,萝卜、白菜才两分钱一斤,大米的价格不过二角钱左右——所以,这次来上海签名售书时,在上海作协以及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招待会上,我诚挚地向罗洛同志(当时他在新文艺出版社)表达了一个作家的谢意。
历史到了1978年,刚刚结束劳改生涯的我,孤鸟般暂时栖身于山西临汾地区文联。二十年的底层生活,虽然使我在文学素材的占有上成为富翁,但当时的历史并没有赋予我发表作品的权利。可是就在为右派冤案平反的文件下达之前,主持《上海文学》的唐铁海、赵自同志,在该年5月号上居然推出了我的短篇小说《女瓦斯员》。编辑部的超前意识,使我提前亮相。1957年至1978年,时隔二十一年的沉沦岁月之后,我这个北京的作家,却是在上海刊物上复出的。之后,便是1979年发表在《收获》第2期上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收获》以其超人的勇气,在“两个凡是”的阴霾之中,发表了我描写监狱生活的作品。小说在全国爆响以后,我写信给李小林同志说:我是一株已然枯萎了的禾苗,是《收获》这块沃土,使我的文学生命死而复生的。
梦!
上海给我留下了始自青年时代,到文学新时期复苏的一个个有情之梦!
此次来上海图书节签名售书,可以说是在旧梦之中续接上了新梦。上海的巨大变化,无须我赘言,使我感触最深的,是上海人对文化追求的狂热。在北京曾举办过多少次图书节了,虽然一切都显得十分有条理,读者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但在这井井有条之中,显出一种与北京文化古都不太相称的冷寂。当我驱车奔赴图书展厅时,我首先为那些在骄阳下排起长队,只为购得一张入场门票的读者而深深感动。他们有的撑着遮阳伞,有的手里牵着孩子,长蛇般的队伍排出有一里地远。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中杰英的剧作《北京大爷》,随着历史的发展,北京与上海之间,似乎发生了文化错位。
走进图书展厅,顿感热浪扑面,空调仿佛失去了作用,拥挤的读者喷吐出来的热气,已与空调的冷气中和,成了人们脸上的汗珠。我和王蒙、燕祥、抗抗、晓声以及上海作家赵丽宏的售书桌前,被围得水泄不通。尽管有护栏绳间隔,有警察维持秩序,但热情的上海读者,已使这些制约措施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