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记趣]
“触电”已然八年多了。记得，我刚刚弃笔时，天津的大冯在电话中与我开玩笑说：“哎呀！老兄真够酷的，劳改时拿锄把的手，敲打开电脑了！”
我说：“你是人精，弃笔之后学电脑肯定比我快。”
“俺可不学那玩意儿。”他说。
“为啥？”
他说出的一番话，让我大笑不止。他说写文章先要进入键盘上的ABCD，然后再用手指敲打那些洋文字码；打个比喻，就像戴着面纱与恋人接吻，味儿怕是要减半了！冯骥才不愧是个人精中的情种，他把笔耕与电脑写作，来了个人性化的比喻，让我不得不佩服他脑袋之机敏。
放下电话，仔细回味他的这个比喻，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文学的本质，是感情火焰升腾后引发创作灵感的爆发，从而文字如扬黄决堤一泻千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弃笔而使用电脑，在方法上多多少少是拐了个小弯，确实有失挥笔时的爽快淋漓。但静坐了片刻之后，另一种心绪顿时盘升于我的心头：其实戴着面纱接吻，也自有其朦胧之趣。据野史记载，中国第一大情种唐明皇，在华清池与杨玉环洗浴后的醉酒中，曾让贵妃以纱巾遮体，以品尝朦胧情事之滋味。何况中国古语中早有“曲径通幽”之说，但是今天的世界已然进入电子时代，如果还迷恋“钻木取火”，硬是不去使用电灯，虽能抒发怀古之情怀，但是时间长了，怕是会渐渐成为时代痴呆“木乃伊”的。
这是我弃笔“触电”的感悟之一。感悟之二，要博大深远多了：电脑不仅可以快速写作，减少笔耕之疲惫，一旦感到手指酸了，只要移动点一下鼠标，宇宙的大千世界立刻可以展示在你的面前。无论是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还是在地下沉睡了多年的兵马俑；抑或是田园中盛开的郁金香，以及花中之圣红玫瑰……网络像个无所不能之神，带着你远行到天之涯海之角，并帮着你寻觅你要看到的奇伟图像——该怎么说呢，网络里深藏着宇宙的大千世界。
记得，前些天我去邮局给友人寄我出版的新书时，一位年轻的邮局工作人员询问我说：“您老这几年是不是出国了，怎么总是不见您来邮寄大宗邮件了？”我说：“鸟枪换炮了，使用上电脑之后，电子邮件取代了文稿的邮递，便很少麻烦你们邮局了！”他听了之后十分惊愕：“您老今年多大了，还能鼓捣那玩意儿？”我撩开衣襟，让他看了看我系在腰间的红腰带：“我属相为鸡，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老翁已然七十有二了！”他将信将疑地说：“都这把年纪了，您老还能玩‘现代化’？”我说：“形势逼人，不得不弃笔‘触电’了！”他指了指他桌子上的电脑，追问我说：“您老是打拼音，还是玩‘五笔’？”我伸直了我的五指：“从难从严，一步到位。”他伸直了拇指说：“您老真行，我还使用拼音敲字呢！”
也难怪他感到惊愕，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怎么一下子就迈入了网络世界的。依稀记得我迈进这个门槛，缘于一次与友人的闲谈。有一天，一位文坛友人提供给我一个减少吸烟的办法，那就是使用电脑行文。我茫然不知其意，问他为何能有此神奇作用，他对我秘而不宣，让我在实践中自寻答案。我当真用上电脑之后，这个奥秘便不解自破了：敲打键盘无法像笔耕那般，左手拿烟右手挥笔，它要你两只手同时上阵，因而腾不出手来拿烟了。此其一也。其二，你想把烟夹在唇间倒是可以，但又无法解决烟灰向键盘里飞落的问题。真妙！进入网络还能解决我烟不离嘴的问题，有助于我的健康，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我感触最深的是，过去的笔耕年代，我好像走在一条文学的单行道上，写作与网络并轨之后，则如同走上了一座文学的立交桥。轻轻移动鼠标，自己与友人们的创作现状——包括社会群体对你的评说，都呈现在你面前了。这些评说中虽然不乏插科打诨的戏说之类，给你提供了“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的警觉；但也有一些评说，当真要比一些两眼只认识“红包”的评论家的“轴承”舌头，要淋漓爽透得多。因而，我感谢科学为文学构筑起来的文化立交桥，它不仅能让作家高瞻远瞩，激励自我奋发的求新之志；网络还像是一面镜子，供一些有自视自审心愿的智者，自照污垢之后，在行文和做人方面，有一个完美和全新的追求！
2006年9月20日
[笔缘]
人有人缘。笔有笔缘。人行东、西、南、北、中，常常是受理性的支配；而游刃于稿纸上的笔锋，则常常受感情的召唤。每每下笔行文时，思绪在大地与天宇之间、在茫茫人海的悲喜人生之间穿梭，于是文字像涓涓之水，汇成了或悲或喜，或悲喜交加的一条条的河流。在这样的大河里行舟、冲浪或戏水，其乐无穷。
回眸文学少年时，常被文学弄得如痴如呆；待如痴如呆的状态过后，便有了勾勒某种意境的强烈冲动，于是拿起笔来胡涂乱抹，简单地说，这就是我走上写作这条道路的成因。如果再仔细推敲一番，成因中含有内因外因两个因素：内因不外是指一个人自身所具有的文学基因而言。一块石板，天上的雨水再大，只能从它的体躯上空流而过；一块海绵，则能把雨露甘霖本能地吸吮入身；一片带电的云，当天空放电时，可以听到雷鸣电闪交响乐的奇伟雄浑；如果是一棵与艺术绝缘的枯木，无论是多么雄伟的大自然的乐章，也如同子虚乌有。当然，石板与枯木，可以成为城市大厦的一块地基，或是高楼上的一叶木窗，它们同样是有益于生活的建筑材料——它们可以与文学成为朋友，而成不了文学自身中的一个。
外因也是不能忽略的成因之一。比如，我青年时代非常痴迷于钢琴，也喜欢打篮球——但我学钢琴指骨太短，打球又是五短身材——外因制约了我的另外两种爱好，文学写作便成了我无可逃避的唯一初恋情人——这种彼此相吸，几乎没有经过理智的筛选，完全是出自本能的驱使。因此可以说，我最初的写作，只是抒发自己的一种情绪，我希望那些情绪性的文字，能编织成为一种我要表达的意境。仅此而已。之所以如此，不是没有来由的——年轻时我崇敬俄国的屠格涅夫，他的《白净草原》《猎人笔记》以及他许多小说（如《罗亭》《前夜》《贵族之家》）也都形成屠氏所特有的艺术氛围。在我看来，中国唯一具有那种淡雅诗情的小说家，只有沈从文和孙犁二人——而沈从文的作品，多以湘西风情为背景；我是北方农村长大的娃子，孙犁笔下的人物风情，对我来说都似曾相识，这又决定了我自然而然地向孙犁风格倾斜。这可能是我初涉文学园地时，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进入了以抒情为写作文本的根本原因吧！因而20个世纪50年代初涉文坛时涂鸦出版的三本书，无论是散文集《七月雨》、短篇集《曙光升起的早晨》，还是长篇小说《南河春晓》，既是我温婉童真梦境的再现，又是我追随孙犁风格的写真。
这只是我最初涉猎社会时的文学追求。后来我的生活发生了从云间坠入谷底的变化，始自1957年，我成为社会底层的贱民，这二十年的苦难生活，对我思想的影响大于TNT炸药——生活的巨大转型，不能不使我对文学的功能，做一次新的认知。这就是我在1979年复出之后，写出来的一系列劳改生活作品的原因。用不着去仔细研究，仅从它所表现的题材领域，就能察觉出我已非我——文学青年时代的我已然不再，随着额头皱纹的不断加深，我对文学与人生、文学与社会，似都有了有别于青年时代的理解。雨果的《悲惨世界》和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两部大书，是我在“大墙”岁月中，和我相伴相依的两个精神图腾，除了给予我生存下去的火光之外，还激励我做一个有良知的人。因而，无论从我在20世纪80年代获全国第一、二届中篇小说奖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和《远去的白帆》，还是获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的《第十个弹孔》——包括获得北京长篇小说奖的《北国草》之中，细心的读者都能找到浓郁的历史苦难色泽。这是因为我生活的主轴发生了变化，笔锋无可逃避地向人世间的悲情倾斜。
中国有一句民间谚语，似能为这种笔锋的转化找到依据：谁道人无烦恼，风来浪也白头。二十年后的我，已非童真年代的我——浪里白头的我，文学视觉本能地转向我经历的风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