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紫玉兰——自我画像三描]
生平第一次看见紫玉兰，是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花圃。当时，我住在该厂招待所，写电影剧本《第十个弹孔》，晚饭后常去花圃观看百花姿容。未曾料到的是，我在那花圃中间看见了一棵紫玉兰树：它亭亭玉立，紫红色的花蕾挂满枝头。
我踯躅于紫玉兰树前，询及老花匠道：“这树能长多高？”他说在两广一带，紫玉兰树能长到五层楼高。他的回答，像是打开我灵感之门的一把钥匙，我突然想到我的中篇小说找到了一个最富有诗情的收尾。它就是历经二十年劳改生涯之后，在新时期文学伊始引起了社会轰动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
“花卉”词条中说：紫玉兰又名红玉兰。我这部小说之命题，就得益于紫玉兰树的启迪。因而它和我文学生命的复苏，紧紧相连。此部小说刊登于《收获》之后，曾收到北京外语学院一位教师赠寄给我的几朵紫玉兰花瓣，一示生者对十年浩劫中在中国大地上死去冤魂的悼祭；二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作家的锐勇表示深深敬意——因为在此之前，在公安文学这个领域里，还没有一部描写劳改生活的文学作品，《大墙下的红玉兰》开了以描写劳改犯为主人公的先河。
这是发生在1980年的一段往事。至今，那早已枯干的紫玉兰花瓣，还夹在我的相册里。之后，在1985年初春，我出访日本时，曾在日本著名的风景区箱根，与一株紫玉兰树邂逅。可惜，它长得像西影厂花匠对我说的那般高大，我只能在树下仰视其紫红的花朵，却无缘抚摸它的花容。说来，事情也真有些蹊跷，在1990年初夏，我结识了非树非花而是人的钟紫兰。她在安徽当兵从医十八春，像是命运早有安排一样，她转业回到北京后，在1990年底成了我的妻子。紫兰即紫玉兰也，她的生命情结似与我文学复苏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有着难以用理性解析清楚的内在玄机！她说，在80年代初期，她曾读过这部小说，觉得小说标题与她的名字有些近似，但没有想到她的爱情归宿与她的名字浑然而一，成了在大墙外面守候着我的那棵紫玉兰树！今年早春，感谢《警探》杂志邀请我们一批作家访皖，妻子以随团医生名义来皖觅故。真是巧合，我们在潜口古宅览胜时，又见到一株紫玉兰树，它含苞待放，紫红的花蕾挂满枝头，不仅把这所古宅点缀得一片盎然生机，也使妻子和我为之勃然情动。她说她在安徽十八年，没有见过一株她的生命树。
我说，这是我小说里那株紫玉兰。是九华山佛祖显灵，把它移植到潜口古宅来了。
她说，树是她。
我说，树是我。
作家林白说，树是我们。
[猫学老虎一回——自我画像四描]
其实，百家姓中的姓氏，如张、王、李、赵……只是一个家族延续的符号，并不存在本身的独特意义。但是每个家族的延续，都有着它自身的故事，1995年《当代》第5期张炜写了他的家族故事，便是一例。
但是随着汉字简化的不断拓展（笔者认为完全应该），出版部门以及编校工作者，想当然地更迭作家姓氏之事故，屡屡发生。我的姓氏为从（即繁体的“從”字的简化），报刊上不断把我的姓氏错印成“丛”；尽管我几乎在每次寄稿附给编辑部的信中，都提醒这一问题，但马大哈的编校还是常常在我的“从”字之下加一横，令我啼笑皆非，不知所措。有的刊物上发表我作品的目录上写我姓丛，而到了作品首页上写我姓从，“从”“丛”二位，让读者不知我到底依附于哪个祖先。
1987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香港。在回答记者采访时，我无意中道出了这么一句：凡是读者来信，误写了我的姓氏，我都认为那不是寄给我的信函，我无须回复。当时香港一家对内地不够友好的报纸，以此为例，在新闻报道中嘲笑了《大公报》和《新晚报》，因为在刊登采访我的文稿中，又窜改了我的姓氏，把我繁体的“從”姓改为“叢”姓。我对涂改我姓氏之举，虽然一直漠然置之，但这家报纸对此并不漠然，成了掷向《大公报》《新晚报》的一块砖头。最有意思的是：这家嘲弄写错了我姓氏报纸的报纸，还在报道中引用我那段道白，质询我对那两家错写了我姓氏的报纸，是否“张冠李戴”，不是报道我的事情。因而，掷向印错了我姓氏报纸的那块砖头，峰回路转地掷向了我——我无可逃避地被卷入其中，岂不冤哉？！
我虽对诸如此类的错印，一直视若不见，有些编辑却写文章为我正名：我记忆中，《作家文摘》主编石湾，在什么报纸上写过专文。近日新华社一个编辑友人，又打电话告诉我，在今年9月的某天《法制日报》上，又对一些报刊上错印我的姓氏，从有损新闻出版的严重性上写了文章。我对这位友人说：“我已然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到麻木不仁的程度了！”这位友人对我这种宽容持有不同意见，他说：“从司法的角度讲，这种错误，带有侵犯窜改作家姓名权利的性质！”我说：“防不胜防，只当一切都没发生好了！”这是我对错印我的姓氏，一贯采取的态度。
引发我写这篇小文的缘由，实因此种改姓错误愈演愈烈。一次接湖南文艺出版社邮寄给我的一套“乡情”“友情”“亲情”“哀情”丛书，翻开一看，我的天哪，其中选了我的八九篇散文，姓氏一律错印成丛。我心火有点上升，“叭”的一声把书掷向案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