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我对你说……
布里斯班之夜是静谧的，但在这万籁无声的异国之夜，我失眠了——这是我访澳以来的第一次失眠。
我推开窗子，望着布里斯班街市上簇簇灯火，心里感到非常充实——因为在海外有那么多热爱祖国的儿女；充实之余，也感到有点惆怅——因为这些海外游子之中，有些本来是生活在祖国母亲怀抱中的宠儿，但是由于源远流长的“左”的错误，使他们身上背着沉重的精神负荷，离开了祖国的怀抱。
工程师周智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原是华南工学院的高才生，1957年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席卷中国大地时，他即将毕业走上建设岗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没能承受住巨大的打击，离开了祖国，来到了澳洲。他本来是应当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造高楼大厦的，因为他是吃了中国土地上生长的五谷杂粮长大的，是祖国把他培养成人的。但他没能为祖国的大花圃中增加一株花卉，而为崛起的澳洲设计蓝图。布里斯班许多现代化的高大建筑物中的力学结构部分，大都出自他的图纸。他见到中国去的作家时，为此而感到内疚，感到有愧于养育他的祖国，可是，这责任完全在他吗？
我又想起在阿德雷德银龙大酒家碰到的女老板匡志中，“志中”两个字的含义就是有志于中华的意思。童年时的她，没有愧对这个名字，她从戴上红领巾那一天起，就被选为少先队的大队长，年龄大了一些，又被评为三好学生。但三好学生竟然参加不了共青团，原因是她家庭是地主兼资本家（她父亲开过私人诊所，是个老中医），她心灰意冷了，这时候海外的亲戚向她招手，她申请出境，离开了故土。我们在她的餐馆吃饭时，她感慨而又惆怅地说：“我真是一心想走革命的路，和那资本家的家庭划清界限；可是来到澳洲，我倒真成了资本家。”
她回忆她离开祖国时，感情是激动的；她谈到来澳洲初期，寄于洋人篱下，给人家看管小孩，每天还加班去糖厂包装巧克力糖纸时，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
已经是布里斯班的深夜两点，我遥望着太平洋对岸的祖国，按时间差推算，中国此时正是晚上十一点钟；中南海窗口的灯光一定还在亮着，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一定还在辛勤地工作，我是多么想把我的思绪告诉给这些长者啊！
该说些什么呢？那就是不要再把我们做成了的饭端给别人吃，自己培养起来的工程师，去盖别人的摩天大楼；不要把可以塑成无产者的材料，变成筑造资产阶级堡垒的一块石料，或者是一根钢筋。
这，也许是我在布里斯班之夜，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的根本原因吧！
在“冲浪者的天堂”
按着在布里斯班的日程安排，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欣赏黄金海岸的俏丽风光了——尽管它是那么诱人！但是热情的周智证先生，却执意叫我们去黄金海岸走走。他说：“到布里斯班不到黄金海岸，到黄金海岸不到‘冲浪者天堂’去‘冲’一下，那就等于你们没有到过澳洲。”
我们考虑了许久，只有3月20日上午能抽出半天时间，因为我们已经订好了下午飞往悉尼的飞机票；而这仅有的半天，正好是星期六；星期六是澳大利亚的休假日（澳实行每周休假两日制，即星期六星期日两天），是餐馆业务最忙的一天，周智证先生的夫人又躺在医院病床之上，餐馆需要周先生顶班，所以我们一再婉言谢绝。
周先生有着非常精密的大脑，为了不误我们按时飞往悉尼，一大早就把车子开到了我们旅馆门口，“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们把行李等杂什叫澳方司机先拉到飞机场，登科、明之、我和小郭，登上周先生的汽车，驰向离市区20公里左右的黄金海岸。
阿德雷德和墨尔本的海滨之美，已经足以使我们惊愕，而布里斯班婀娜多姿的黄金海岸，则更使我们如痴如醉。它漫长的海岸上矗立着许多结构奇特的圆柱形高楼，高楼下停放着一字长蛇似的各色过夜拖车——那是许多居住在布里斯班的市民，到海滨来消磨休假时间的“汽车住房”。放眼眺望，绿的是海，红的、蓝的、黄的、紫的……是海里冲浪的风帆。银色的浪花如钱塘江涨潮似的，把墙一般高的水浪不断地推向海滩。那些勇敢的澳大利亚人，驾着风帆，一会儿被推上浪峰，一会儿又跌进浪谷……大海里还有无数不驾风帆的人儿，像鸭子戏水那样，当浪潮涌了过来，便向浪里一钻，海浪以它的神奇力量，直把他们送到铺满白沙的岸上。
老天好像有意考验我们3个中国来的客人似的，当我们的汽车停在海滩时，太阳躲进了云层后边，接着天空响起了隆隆雷声，密集的雨丝从天而落。刹那间，大海海面烟雨蒙蒙，许多冲浪的人儿，跃出海面，抱着水淋淋的头，向各自的汽车里飞跑。此情此景，使本来对冲浪就有几分畏意的我们，脸上更增加了几分愁楚的神色。
周先生对此好像毫无觉察，尽管汽车玻璃上雨珠流成了小河，他却安然地换上了游泳衣。年纪已过六旬的登科同志，显示出他打仗时的蛮勇，迅速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强将手下，岂容弱兵？我和翻译小郭也作好雨中冲浪的准备，唯有明之，神色惶惶，如面临刑场绞架，但当他最后走下汽车时，周先生“咔嗒”一下锁上了汽车——这是对我们下了“背水一战”的无声命令。
雨下着……
浪卷着……
明之抱着双肩跑到海滩，又被冷雨淋了回去，因车上锁，无处躲雨，他无可奈何地投入大海的怀抱。
登科不愧为自称的“武夫”，只有在这儿，才更显示出他好斗的气质。他和周先生冲在最前边，还不住像电影上指挥员命令战士冲锋那样，向我们挥动着他的手臂……
呵！大海使弱者勇敢，惊涛使懦夫坚强，明之和我这样的“旱鸭子”，居然在“冲浪者的天堂”里成为勇士。我们虽然没有脚下蹬着舢板，手里驾着风帆，但是我们没有愧对侨胞对我们的热情，没有愧对“冲浪者的天堂”的召唤；我们用灼热的胸膛，拥抱了黄金海岸的激浪……
我们冲上去，被巨浪冲回来。
我们再冲上去，又被巨浪卷回海滩。
我们虽然喝了几口太平洋又苦又涩的海水，可是没有在黄金海岸留下终生的遗憾，没有留下“懦夫”“弱者”的不雅之称，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不虚布里斯班之行。”
雨停了。
黄金海岸的上空升起了太阳。
当无数在汽车里躲雨的澳大利亚冲浪者，张着双臂奔跑着去拥抱大海时，我们飞往悉尼的时间到了。
悉尼街头一少女
非常感谢澳大利亚朋友的安排，他们没有让我们住在悉尼繁荣市区的豪华旅舍，而叫我们下榻在海湾之滨的古老英格兰式的旅馆里。这个旅馆是尖顶塔式建筑，远远看去，像18、19世纪的欧洲古堡。从它的地毯颜色、墙壁结构来看，这个旅舍，至少也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我很喜欢这个旅馆，这不仅因为我推开窗子，窗外就是蔚蓝色的海湾，使我日日夜夜可闻潮起潮落——大海的呼吸声；更因为这古老而又奇特的建筑，展示着澳洲时期的历史文明，它和被世界称誉的悉尼歌剧院的现代文明，共同装点着美丽的悉尼。
但在悉尼确实也存在另外一种文明，而在墨尔本我还只是耳闻，回归悉尼的第二天，我们从唐人街归来时，我不但有幸目睹，而且在一出“文明戏”中扮演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
那天，我们在唐人街一家中国餐馆吃过午饭后，便到附近繁华的街道去漫步。登科和明之在那使人眼花缭乱的电子游艺馆门口停步，我则在一家电影院前，观看一幅我难于理解的现代派广告画：到今天，我也弄不清那个长着棕色头发的少女：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旁的。她用手扯动我风衣袖口一下，把食指和中指放在唇边，做了个吸烟的姿势。
“大概是向我索取香烟吧？”我想，便从风衣兜的烟盒里抽出来一支递给了她。
在我看来，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在“瑞伍德庄园”时，一个澳大利亚少女也曾经向我要过香烟。可是眼前这个脸上有着几个雀斑的少女，一手接过烟卷之后，把另一只手举在胸前，用大拇指做了个按打火机的姿态。我立刻把打火机递给了她。她没有打火吸烟，又把打火机塞在我的掌心，仍然做出开打火机的动作。我略略想了一下，大概是她不会打火，叫我打着了火，给她点烟。我有点踌躇了，继而产生一种本能的警觉：在“瑞伍德庄园”向我索取香烟的少女，目光清澈似水，没涂着青眼圈，也没染着红指甲，整个神态透明得像太平洋里一滴浪花；而眼前这个少女，不但涂着眼圈，乌青眼圈里那双眼睛也是浑浊的、疲惫的，特别是她长着雀斑的面颊上，脂粉也不能遮盖她的憔悴——这是“夜生活”过多的一个显著标志，呵！是不是个少年妓女？我不觉向后倒退了一步。
我的揣测果然对了，她用手势指指路口，意思是叫我和她一块儿走，同时用低低的鼻音对我说一句英语：
“Iloveyou……”我只能听懂3个字。由于上中学时，同学们常用它互相开玩笑，因而对它的记忆深入脑髓。看来，她是把我当成了日本富豪，或者把我当成了从中国台湾来的商人（因为这儿有许多日本和中国台湾来的生意人），我不会用英语说明我的国籍，更不能出示我的名片，名片上尽管印着英文的“中国北京”字样，同时也印着我是个作家，外国概念中的作家，都是顶有钱的，那就更麻烦了。忽然，我计上心来，便解开了风衣纽扣，露出我里边的中山装，表明我是中国公民，这一手，很有效果，她像跳摇摆舞那样，扭动了一下她的腰肢，用手指玩弄着那支没有点着火的香烟，径自去了。
这时，我才发现额角淌下来汗水。登科和明之走到我身边后，我向他俩讲了刚才遇到的事情。明之拿我开玩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