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饭后我在香江酒楼的一间小屋和一位画家看录像。黄先生的录像带中，有《大运河》，有《黄土地》，有中国民间舞蹈……其中，压在最底下的一盘录像带写着德文，我们好奇地播放了它。真是应了古人说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句俗语，这盘录像带录下的竟是黄先生和安尼，在波恩狂欢节时的有趣镜头。首先是黄先生学着香港武打明星李小龙的架势舞剑打拳，接着是安尼取出一盒香烟，对着镜头变着香烟的魔术。老实说，黄先生的动作实在蹩脚得可笑，一招一式都像机械人一般；安尼变魔术的眼神流光，动作准确，像是在启开大幕的魔术舞台上。
他笑了。
她也笑了。
他笑得十分开心。
她笑得前仰后合。
看到这里，我不禁叫了声“好”！那位画家有点奇怪地望着我，对这声叫“好”不解其意。我向他解释，这正是我找也找不到的东西，录像带上展示了他和她生活的另个“半球”。我请求这位画家，把这些画面在电视屏幕上定格，然后用照相机连续拍照。可惜，不知是相机的质量不好，还是这位画家的摄影技术欠佳，等照片冲洗出来，都是一块块的光圈斑点，因而使得《家庭》的读者不能从相片上去了解他俩的这部分生活，只能从笔者的文字描写中体会这对夫妻的家庭之乐了。
对了，我还看见过黄先生和安尼的一件乐事：在书店里帮忙打工的阮嘉玲女士分娩，生了个小女孩，她常常推着小车，把小女儿推到香江酒楼里来。偶然，和黄先生及安尼碰在一起，这个小女娃就成了宝贝，黄先生又抱又亲，安尼也爱不释手，如同他俩的孩子一样。他递到安尼怀里，安尼又递到他怀里，许久许久才把这出生刚刚几个月的小女娃送回到小车里去。哪知，小女娃喜欢人抱，不喜欢躺下，黄和他夫人就又把小家伙抱起来，直到她睡去为止。
我曾问过黄先生：“为什么你们不要个孩子？”
他说：“那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了！”
我说：“你1946年出生，到1987年可是41周岁的人了！”
“我们不是生了一个《龙舟》吗？”他打诨地回答。
“那是精神产品。”
“真的，我俩还都不想要孩子。对我和安尼来说，精神需求永远是第一位的。”
安尼对此既不否认，也不承认；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很显然，这又是他俩的一个感情默契。在欧洲，常见有的夫妇已近中年，仍然不要孩子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夫妇怕小生命出世后妨碍他们的尽情享受。如去环球旅游，如去海滨度假，小生命都将成为他们行动的负担。根据报刊资料，尽管欧洲的各国政府（包括联邦德国）都有鼓励生孩子的各种优厚措施，但这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仍然低于厉行节育的我国。黄先生和夫人安尼不要小生命诞生的缘由，绝对不同于有些欧洲夫妇，因为他俩没有享乐意识，他俩像是一对吐丝的春蚕那样，在心灵里纺织着美好的文化世纪，费神地给中华悠久灿烂的文化纺织着一顶辉煌而瑰丽的花冠！
难得有那么一天，黄先生和安尼的欢乐节日到来了——那是6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我应奥中友协之邀，离西德去奥地利维也纳，他执意开车送我去维也纳，安尼开着另一辆轿车，带着女友阮嘉玲以及阮的小女儿等人到慕尼黑去玩。
这是十分漫长的旅途。在旅途上，我曾有过这种迷惑：黄先生身上有中国血统，对中华民族的感情可以理解；安尼从小受到的是欧洲式的教育，她何以能和黄先生同建《龙舟》，并为此要做出那么多牺牲呢？当天晚上，我夜宿在慕尼黑郊外小城，安尼父母幽静的家里，像许多屮产阶级家庭一样，她父母家里有着一幢典雅的小楼和庭院花园。她慈祥的妈妈操持家政，她爸爸曾是巴伐利亚州的议员，1987年落选后，在一个文物部门工作。当我迈进这家陌生的楼门时，安尼的兄弟和妹妹都在，全家热情地欢迎我这个来自遥远中国的客人。
看得出这是一个和睦的家庭，嗅得出客厅、书房以及陈设摆放中的知识气氛。但是引起我更大兴趣的，是在宽敞客厅及过厅中，墙壁上悬挂的一幅幅镶嵌着镜框的油画。我在一幅半抽象“奔马群”的画面前停步，那些马儿是由流畅的线条和浓淡相宜的色块组成，虽是以虚代实，但是那些马儿昂首抖鬃或觅食青草之形态，仍然惟妙惟肖。我问安尼父亲：“这幅画是谁的作品？”她父亲笑笑：“安尼呀！这些画许多出自她的手笔！”另一幅油画，是三把张开的雨伞，雨伞下走着三个曲线朦胧的姑娘，马路的水影中，倒映出她们的身影，称得上是一幅雨幕中的青春图案。
“这幅也是安尼画的了？”
她父亲有点自豪地“嗯”了一声。
“什么时候画的？”
“中学时代。”
这使我感奋不已。在波恩时阮嘉玲女士告诉过我，安尼总揽《龙舟》的设计装帧，实不知安尼有这么高的美术技艺。再往下看，安尼的壁画中，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一幅静静的墨竹和一幅完全是中国国画气派的芦苇、小河和田野。黄先生告诉我，这是她上大学以后画的，东方艺术在绘画中追求的恬静淡雅，分明影响了安尼的艺术趣味。
后来，和安尼非常熟悉了，我曾询及安尼这一问题。我说：“你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画家的，为什么……”
“后来我被中国文化所陶醉。”
“一种追求取代了另一种追求？”
“应当说一种兴趣冲淡了另一种兴趣！所以我上大学时选择了汉语。”她娓娓而谈，“我觉得中国艺术深广博大，才开始学习画中国画！”
“你本来可以轻松地生活。”我索性提出核心问题，“偏偏要驾驶《龙舟》，何故？”
“只为自己生活得轻松一些，那是很无聊的事情！”
“你是否认为在自我中应当无我？”我继续追问。
“不！如果《龙舟》能够办得成功，那也算是对我的确认。”安尼淡淡地一笑说，“当然，这是要付出不少精力的，可是兴趣也能够驱赶疲劳，和中国的僧侣乏味地念经可不是一回事！”
至此，我对这个《龙舟》之家，已经一目了然了。
五
随着我对莱茵河畔这个家庭的敬意与日俱增，更觉得遇欺骗这样的家庭不可宽恕。在我和他俩相处的日子，黄先生和安尼一直不屑提起她，但这并不意味着忘记了遇给他们心灵留下的阴影。
7月，我应邀从联邦德国去巴黎访问，月初，黄先生开车带我去法国驻波恩领事馆办护照签证时，突然指着汽车的挡风玻璃说道：
“你看，这儿有个小小裂痕！”
“我看到了。”
“你知道这是怎么搞的吗？”黄先生自问自答地说，“这是我开车去柏林接遇时，在高速公路上，被另一辆轿车轮下绷起的石子撞击的。”
“噢！”他终于谈起遇。
“这倒不错！只要我一握方向盘，就看见这个裂痕！”黄先生的话中，颇有某种回盼过去的意味。
“她现在情况怎么样？”
“一言难尽，回去我给你看另一个上她当的家庭给我来的信。”黄先生不无惋惜地感叹道，“许多原来同情她的人都离她远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