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在是对我们的冤枉批评。解释是多余的，因为赛德尔夫人并不十分了解中国作家的心。我们来联邦德国不在于看它的珍奇，而在寻找德意志的精神火光。马克思在他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曾对中国的三大发明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这是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而印刷术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的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我们完全承认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并为我们的祖先具有超人的智能感到光荣，问题在于创造这三项伟大发明的民族，何以在近两三个世纪以来落伍？！我们是来德意志求索的，这一点，赛德尔夫人能够洞察我们的心情吗？
天宇洪荒，尘世沧桑，具有辉煌古文化的民族和国家，在几千年漫长跑道的竞赛中，都各显示出了自己的劣势。印度、中国、埃及、希腊……这些文化古国，为什么经济上都沦为牛尾？难道这里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巴比伦的文化灭亡，给所有古代文明之邦敲响了警钟，躺在祖先开创的古老文明软榻上打呼噜，实际上是民族的慢性自杀，等同于服用海洛因！
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对民族性格中的劣质部分进行重铸，难道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
汽车离开海德堡驶向东北。
汽车离开繁华喧闹的城市，驶向山峦起伏的丛林。
汽车掠过露出红色屋顶的村落——村落街头巷尾停放着各色的轿车。德意志的富足在城市可见，在偏僻山区可见——在战后42年，这是一个不是谜的谜团！
磨坊山庄到了。
十四、古老的水车之歌与12万人的摇滚乐
幽静。
鸟鸣。
除此之外，就是窗外淙淙的流水声。这是一台古老到浑身长满青苔的水车，在旅馆后院的草坪上浇水。它旋转的速度十分缓慢，显得悠闲、懒散，而又十分自在，还有那么一点洋洋自得的架势，向旅游者述说着它古老的身价！
当日黄昏，我们从海德堡抵达这座山庄旅馆时，我就到草坪上来欣赏这台水车；次日早晨被林中鸟儿叫醒，我又来到这台古老的水车旁，并带来相机为它拍照。
这玩意儿属于欧洲中世纪的产物，据旅馆主人的儿子告诉我，它在这儿已经旋转了几百年。由于木制轮片不断搅水而腐烂，已更换过多次轮片，但是从形象上它仍然保留了欧洲中世纪的风采。
我掐指算了算，这台旋转了几百年的水车，按旋转里程计算恐怕已经走过了“阿波罗”号宇宙飞船的路程，可是至今它原地不动地转着圆弧，转得蛮有兴味，颇有点任日月星辰去伴随历史岁月的更迭，它则我行我素、心安理得地在原地踏步，并以此为最大的乐趣似的。
当我举起相机，拍摄下它古老的颓姿时，不知为什么联想起了中国京剧舞台那些跑圆场的“龙套”，以及中国北方村镇里尚保存得十分完整的磨盘，毛驴儿拉着圆圆的磨盘转动的劲头，就很像眼前这台古老的水车。它虽然溢出浓郁的乡土气息，但缺少了时代的痕迹；整个画面仿佛蠕动着的生灵，而这生灵却消失了奔突跳跃的生气。
古老，是接近死亡的信号；而一往情深于古老的人，是灵魂老化的象征。如果用这个尺子去衡量一下，我能发现许许多多当代的青年老人、中年老人——我自己也在其中。因而，我需要寻找具有青春活力的乳浆，来充填我的饥肠；对于整个民族来说，也正需要像雷暴一样的突发力量，而这种奔突的张力只有来自于严格的自我剖析。
这座磨坊山庄虽然偏僻，但车轮子一滚就等于给人插上了翅膀。在德意志土地上神游，这种活力是不难寻觅的。我们在一座小村镇闲游时，正碰上这儿庆祝啤酒节，于是我们这些中国客人，一下也被卷入啤酒的旋涡。
草坪上搭着彩色帐篷。我们还没走近它，已听到了生命的喧闹，感受到力的骚动。走进帐篷一看，长长的酒桌前，坐着足有上千口子人，他们在狂热地举杯，在咕嘟嘟地吞咽着啤酒。其中，有老人和孩子，然而最多的还是青年人；这些青年男女有的穿着民族服装，有的服饰随便；乡村乐队穿着漂亮而整齐的礼服，在台上演奏着含有民间色彩的乐曲，为一年一度的啤酒节助兴。
我们这些黑头发的中国人，一走进帐篷，就变成了稀罕的外国人，站起来向我们拍手的，向我们晃动酒杯的，向我们用手势送吻的，向我们吹口哨的，不一而足。片刻之后，领我们走进啤酒帐篷的德国朋友，跳上了乐队的舞台，当他用扩音器向这千余口子饮酒者宣布，我们一行是来西德访问的中国作家时，啤酒帐篷顿时爆发出炒豆般的掌声。
意想不到的是，乐队要求中国作家中的一个去上台担任指挥，我们面面相觑了一阵，不知所措。记得，1985年张洁出访奥地利归来后曾告诉我，她在音乐之乡曾遇到这样的挑战。张洁没有畏惧，坦然上台，这是基于她对音乐有一定的了解。而我们这堆人中间，喜欢音乐的人虽说为数不少，但敢于上台去拿指挥棒的，却难以挑选。踌躇之际，忽见身旁的王安忆，便心里踏实了许多，因为她在文工团待过，照葫芦画瓢也许能应付一下，此提议立刻获得作家们的支持，王安忆也毫不犹豫地应允下来，她叫上翻译金弢，在一千多双眼睛注视下，从容跨步上台。通过金弢向啤酒帐篷中所有德国朋友，致以中国作家的问候之后，戴上一顶插着翎毛的礼帽，就举起了手中的指挥棒……
莫言对我耳语道：“女的就是比男的能耐点！”
“文坛上阴盛阳衰，缘故就在于此。”我以打诨对付他的幽默。
“你真认为文坛阴盛阳衰吗？”莫言认起真来了，“要是动真格的，还得看挥动如椽大笔的男子汉。”
“别咬耳了！听——”
其实，台上演奏的那支德国乐曲，是节奏明快而简单的。尽管这样，那些喝啤酒红了眼珠的啤酒狂，却随着乐曲哼唱，并手舞足蹈起来。那场面如同掀起狂浪的海，而挑动帐篷里德国人亢奋情绪的，千真万确的是中国作家中的王安忆。
我再次感到我的怯懦。青年时代我学的是师范专业，弹过108节拜尔钢琴练习曲，也学过音乐指挥课。按说，我应当有勇气上台，然而我把这差事推给了别人。这种心态可以美其名曰谦虚，实际上是丧失锐气的表现；而我们下一代作家，却极少这种心态，对照之下，不能不扯到心灵上自我羁绊的斑影——和那些尽情宣泄着亢奋情绪的德国青年，就更如同两个星球的人了。
又一天，我们从磨坊山庄出发途经联邦德国西部小城亚琛，到荷兰的边塞小城去游览。归来的路上，突然发现几公里长的草坪上，停满了小轿车。当时我们猜想，可能是附近的一个大运动场，正在举行足球赛，我们这辆面包车上的几位作家，多数人不喜欢看足球，便驱车而过，没有在该地停留。玛拉沁夫和王安忆、张承志、张炜、叶文玲、谢素娟等几位同志，好奇心切，将车停下，步行去了一个露天运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