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写《大墙下的红玉兰》需要勇敢，那么冯牧同志身为文学界领导人之一，则比我更需要勇气。当时，《文艺报》编辑部地址在文化部大楼之内，冯牧同志主持的《文艺报》拿出几期的篇幅，对“红玉兰”进行论述，这如同新时期文学评论界的一声春雷，无异于一次反击“左”的文学的定向爆破。事隔多年，当我参与中国作协党组工作与冯牧同志一起共事时，冯牧同志谈起那段往事时对我说：“维熙，作家需要锐勇，评论家则更需要勇气。当年，你的小说使我震惊，于是便有了振聋发聩的文学评论。当然，这源于作家与评论家对社会的真诚和良知！”我是在文学新时期以来，才有机缘结识冯牧同志的。在我的认知中，冯牧与荒煤同志是新时期文学转轨时期的拓荒勇士和旗手。他外貌温和到近乎温文尔雅，但内心则蕴藏着一团为文学燃烧的地火岩浆。尽管1990年后，冯牧同志受到了一些非文学因素的困扰，并在一段日子内生活过得不那么舒畅，但这位文学前辈，出于对国情的深刻悟知，一直不改反击“左”的初衷。冯牧同志在世期间最后一本文学评论集，书名为《但求无过无悔》，可以视为冯牧同志大半生对人文品格臻美追求的自我宣言。
冯牧同志无愧于这个宣言，他在中年时期曾带出一支云南军旅作家队伍：彭莉风、白桦……文学新时期以来，又扶张洁、谌容、心武等一大批作家上马。因而心武在冯牧同志灵堂内伤心痛哭，他献给冯牧同志一幅画，画上是一只头雁带领雁阵在云天飞翔。这是心武亲手画的，题字是“送别恩师冯牧”。我则在冯牧同志遗像前献上一个以黄菊为主色调的花篮。春兰虽已凋落，但遍地秋菊已绽露金黄——这是中国当代文苑的总体肖像。冯牧同志作为一个文学界的头雁，能在九泉之下嗅到秋菊之香，当是对他最大的安慰了。
[超越死亡——文祭夏衍]
那是一个十分遥远的记忆。在一部外国电影中描写沉船前的场景，在旅人们纷纷惊慌失措之际，一位母亲安慰着她失态的儿子：“孩子，死亡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既然它已然来了，我们就该平静地对待它。”尽管因年代久远，那部电影的名字我已然忘记，但那位母亲震撼心灵的话语，我仍记忆犹新。
夏公的晚年，有着跨越那位不凡母亲的冷静与豁达。老人把死亡视为人生乐章中必不可缺的一个终结音符，因而在死神尚未叩打门环时，夏公就叮咛家人在他死后不奏哀乐，不开追悼会。夏公常说：“老天爷下请柬，人总有一天会死的。”1995年2月6日下午4点55分，夏衍同志含笑离开了人世，驾鹤西归。
夏公一生在文化上的杰出贡献，无须我在这里赘述；他在文化上的建树，足以使老人名垂青史。作为一个后生晚辈，我十分敬重夏公生命乐章中最后的高亢旋律。夏公孙女沈芸著文缅怀爷爷时写到，夏公坚决反对以植物人状态，延长其生命。李子云同志在悼念夏公的文章中提及，早在1993年，夏公就托她给上海文艺界的朋友们提前话别。读这些夏公的生命自白，除了管窥到夏公海一般开阔的胸襟之外，其精神光焰常常使我感到文苑中无男儿……
夏公驾鹤西归之后，第一个打电话告知我的是王蒙。我与达成、心武于第三天（2月8日）同去夏公家庭灵堂祭悼，当时，我们也只是以晚辈缅怀前辈之悲恸，带去由达成同志书写的挽幛一帧，上写：“一代宗师，百世流芳。”并悬挂于夏公灵堂之中，以示对这一代文化巨人的崇敬与怀念。当时，我虽对夏公仙逝前的情况知之甚少，但也感到灵堂之内少了许多悲怆色调。夏公女儿沈宁对我们说：爸爸走得十分平静，这是喜丧；爸爸不希望友人们为他流泪。我当时以为这是沈宁对我们的安慰，不曾料到这竟是夏公仙逝前对儿女们的叮咛。
夏公在弥留之际，面对生命的即将终结如此洒脱，堪称生死碑上的奇观。记得夏公在世时的1992年10月30日黄昏，我和北京的几位文友去为老人祝贺九十三岁华诞时，夏公就曾面对几个文坛晚辈，谈起过生与死的这个课题。我记忆最为清楚的就是“老而不死视为贼”这句古话，“贼”非“窃”之意，是表示成为社会累赘。当时，因为是祝贺夏公生日，夏公的话被我们插科打诨地支应过去。此外，夏公见客厅中只有叶楠、谌容和我吸烟，还触景生情地谈起他的戒烟，夏公说：“一切都应顺应生命自然，我两年前不吸烟了，该说九十一岁戒烟的吧！戒烟的原因，只是有那么一天，我忽然感到吸烟没有什么味道了，便从此弃烟不吸了。”说罢，夏公叫沈宁把他存下的一条三五牌烟取出来，送给了女烟民谌容。
我是烟民，十分欣赏夏公“顺应生命自然”之说。深一步想，夏公何以不知吸烟有害健康，对于一个不想以追求当人瑞为生活目的，而以追求生命与生活真实为完满人生的夏公来说，生活中没有什么自我羁绊，这与夏衍同志含笑辞别人世的观念是全然一致的。
1993年盛夏，我故乡的“豪门”集团公司，因崇敬夏公的文化业绩，想请夏公为集团附属的文化书院题几个字，以提高公司职工文化素质。我受家乡委托，去夏公家里觐见夏公。夏公握笔问我：“你说题什么好呢？”我讲了我老家河北玉田县县名来源的一个神话：“晋时，有一个耕山种田的老叟，名叫阳伯庸。他在县北无终山苦种，总是不得收成。但这位老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一直苦种不辍。其不懈苦斗之精神终于感动了山神。一日，无终山土中之石突然拱出山表，广放出异彩，皆为价值连城之美玉。这有点像‘豪门’集团的创业过程，从一个因连年亏损而倒闭了的小化肥厂，经过家乡人几年苦斗，成了现在具有十几个亿固定资产，并使啤酒饮料闻名遐迩的中国三大啤酒集团之一。”
夏公笑道：“就写种石成玉吧！”说罢，挥笔而就。之后，夏公对我谈起了文学。老人说：“当代作家中有才情的不少。特别是你们这一代人，历经风雨坎坷，对社会和人生都有深刻感悟。要拿出那个神话中老叟的苦耕精神来，竭尽全力给后世留下一点东西，这也算是种石成玉吧！”
我深深感谢夏公对我们这一代作家的鞭策与鼓励。当我与夏公辞行时，再次重复了为夏公祝贺华诞时的希冀：“祝您健康长寿。”夏公连连摇手笑着说：“我不想当老寿星。如果一个人已然死了精神，空留一具壳体，对于世界还有什么意义？！”
夏公！夏公！这就是夏公的生死观。在我听来，对于恋栈世俗人生的生者来说，这无异于一曲时代的绝响。而这曲绝响旋律的每个音符，都充满脱俗的精神张力。我想，也许只有具备这种高尚境界的人，才能超越死亡，留下人生最后的完整与令人敬仰的壮丽。
1996年1月23日于北京
[鲜花伴你远行——文祭长者荒煤]
荒煤走了，在京城暮秋的一个早晨。那天夜里，寒流夹携着大风第一次袭击北京。当天中午，荒煤同志昔日的秘书严平女士给我打来电话，告知10月25日清晨5点15分，荒煤同志辞世了。
我没有过多的震惊，因为从8月25日起，荒煤已经沉睡不醒。我与两位文学界友人当月27日去探视荒煤时，荒煤正躺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神态安详地睡着，就像一个历经长途跋涉的老人，得到了酣睡的满足。
不知为什么，荒煤同志给我留下了一幅远行者的剪影。这种印象不是在病榻之旁的突发感悟，可以追溯到1979年的夏天。当时，我刚刚从劳改队平反归京，一个夏日的黄昏，我正在赤膊行文，一位前辈长者突然来访。长者自报姓名：我是陈荒煤。
返还京城刚刚半年的我，身上尚未退尽驿路上的风尘。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忙穿起背心。对当时的我说来，这个名字太大了，10平方米的斗室容纳不下这位早在30年代初就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后又穿越了中国革命烽火里程，60年代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前辈作家。手足无措之际，我请荒煤同志落座，可是该让他坐在哪儿呢？10平方米斗室之内架着一张上下双层床铺，我从劳改队平反归来后，我和儿子住在上层，老母亲住在下层；而我仅有的两把斑驳不堪的木椅，木榫已然离了槽儿，万一把这位礼贤下士的前辈摔一下便更失体统了。没有办法，我先把两把木椅椅背靠在墙边，使它们增加支撑力量，然后请荒煤同志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