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的母亲是个缠过足、大字识不了一斗、从农村走进北京的普通的中国母亲。她之所以受到三代人的敬重，是因为她具有“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无私奉献精神。我在年轻的时候，不是一个好学生，而那个时候我的母亲，正用做保姆的汗水钱供我上学，到了50年代中期，当我崭露头角成为一个青年作家时，没有能孝敬母亲，我和原来的妻子张沪被反右斗争的强台风，一块儿席卷到了茫茫天涯囚路。我没有给母亲留下别的，无可选择地只把刚刚一岁的小儿子，留给了孑然一身的母亲。母亲没有工作，带着一岁的从众，开始了与生活的拼搏：她在街道上糊过火柴盒，织过毛衣……其生活之艰辛，非笔墨所能描述。但是在历经了二十年日日夜夜的煎熬，我劳改释放重新返回北京时，坚毅的母亲已然把我儿子哺育成人——从众考进了台阶很高的中央美院雕塑系。这不仅成为街坊四邻流传的佳话，也成为母亲的生命传奇！因此，从众从北京机场回到家中，跪在鲜花丛中的祖母像前，泪如雨落，泣不成声：“奶奶，您拉扯我成人，我没能对您尽孝，您就走了……”“奶奶，我要带走您的一点骨灰，摆在客厅，让您看着您的孙子、孙媳、重孙，心里高兴！”“奶奶……”
在遗体火化前，孙儿从众用一把梳子，梳理了她满头银发，又亲吻了祖母的额头——母亲是带着三代人对她的凝视和亲吻驾鹤西归的——母亲的名字叫张鹤兰，名字中就有一只仙鹤。
浇完柏树，我又擦洗母亲的墓碑。碑是用血色红字刻上的。想到母亲这一生，我的泪水一滴滴滚落到墓碑上。
1999年夏日
[我的驼背家叔]
去年春节，到冯至老先生家里去拜年，叙谈不久，这位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就询问起家叔的情况。
我说：“他早就辞世了。”
“什么时候？”
“死于‘文革’。”
老先生感叹不已，说他生不逢时，活活糟蹋了一个文学人才。我对老先生的解释又做了一个重要的补充：“先生在40年代主编《大公报》‘星期文艺’的时候，可能只读过并发表过他的手稿，没有见过家叔本人；他文学早逝的另一个重大缘由，因他是个畸形的驼背。生理上的残疾造成心理上的自卑，心理上的自卑又使他过早地辍笔。”
由于历史跨度已有五十年之久，老先生冯至已记不起是否曾和家叔谋面，但是经老先生编发的家叔的小说和诗歌（他擅长写模仿沙翁的十四行诗），有的篇目他还记忆犹新。说我叔（笔名陆人，合起来是个繁写的“从”字）当时和萧乾、李广田、劳荣等人常在《大公报》上发表作品，称得上是个40年代的才子。听我说叔已不在人世，老先生唏嘘良久，感叹人生的法轮无常，使家叔才情过早凋零。
写出上述的一段并非闲话的闲话，意在说明时代和文学的命运，有着内在的紧密的关联。当然，家叔如果是个和命运挑战的强者——像当代作家史铁生那样，虽然身体负荷重残，仍笔耕不止，或许家叔真像冯至先生说的那样，成为文海中的一只风帆。但是家叔的性格受那个年代的制约，随遇而安，从微观的角度去剖析，家叔又成了文学上的残疾；反过来从宏观的社会视野去解析，家叔如果晚来世二十年，成为第二个史铁生，也完全是可能的。
我在通师附中读初中，家叔任该校的教导主任。他从没有在文学上主动对我进行过任何启蒙，但是我偷偷翻阅过他十分工整的“作品剪贴本”。在那一霎间，我心灵有难以承受的震撼，钢笔字变成铅字的感召力，远远胜过老师的谆谆之教。别看弯腰走路的家叔，像慢慢移动着的驼峰，样子挺不雅的；但是那铅印在报纸上的文章，却使我怦然心跳不止。他写的十四行诗近似于现代派的朦胧诗，我因年幼还不太懂，因而记不下诗篇的名字，那些小说和散文我至今难忘。
记得，他有一篇小说，名为《阿拉伯数字的故事》，是一篇寓言式的小说，嘲讽金钱世界和苦涩人生的。还有一篇小说，文章的标题是《独白》，是写家叔在辅仁大学中文系（当时叫国文系）读书时，怀念家叔的儿子——我的堂弟的。家叔文笔优美，字里行间充满了人间爱憎的真情。偷读这些作品，是不是唤起了我创作欲念的萌芽，我已无清晰的记忆，但是我觉得把文字变成铅字，是一种神秘而又令人倾慕的工作，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家叔并不喜欢我。其根源不在驼背的家叔身上，而在于我自己。原来我在北京二中读初中，因数学不及格被留级而转到了家叔所在的学校，这事情本身，就难让家叔喜欢。来通师附中后，我的数理化仍在六十分左右晃来晃去，使家叔在学校教师中脸上无光；加上我课余除去看小说之外，就是奔跑在篮球场上（我一直是校篮球队队员），家叔简直难以找到喜欢我的理由。尽管如此，当我回首我的文学初步时，却不能不承认家叔昔日的那本“作品剪贴本”，对我起了潜移默化的引路作用。尽管他发表的小说和诗作，总量不超过十万字，但它毕竟是出自从姓的家叔之手，如果说文学也存在遗传基因的话，家叔那册神秘的作品本，对我来说，就是非生理性的遗传基因。
当时，语文老师要求按班级出壁报，我是编委。我把个人的胡涂乱抹之作，抄在纸上，贴在学校的院墙之内。我曾看见过家叔踯躅于壁报之前，匆匆浏览壁报上的诗文，但他对我的少年之作，从没有过奖掖之词。直到我初中快毕业时，班里的语文老师田秀峰，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我的一篇自由选题的作文，后又把那篇作文给我的家叔过目时，驼背家叔才察觉到我的文学细胞。
记得，那是一天午后，他把我从篮球场上叫到教导主任的办公室，以审慎的目光看了我一会儿，问我说：
“《青青的河边》那篇作文，是你写的吗？”
我抹着脸上和脖子上的汗水，回答家叔说：“是。”
“不是抄来的？”
“不是。”
“文章中你写的那个人是谁？”
“同班的同学陈景文。”我觉得内心挺委屈的，便把我常和陈景文去通县西闸的苇塘里玩耍的事说了一遍。我怕家叔不信，还表白似的道出了陈景文的籍贯：他是冀中白洋淀人，水性极好，《青青的河边》这篇作文，就是以他当模子写的。
家叔信实了，头一次对我进行了夸奖：“多看点文学书籍，但不可读得太滥。”
我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