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月亮是有情物。它给人类文化积淀增加了许多阴柔的色泽。试想，宇宙如果只有光焰四射的骄阳，就如同人类混沌之初，只有亚当而没有夏娃那般，地球不仅会变得单调，甚至会发生失阴的倾斜。什么花前月下的情誓，什么荷塘月色的朦胧诗情，什么舞袖的月里嫦娥，什么彩云追月……统统会化为乌有。那就如同人类幻想的羽翅，失去了一翼；多少浪漫的神话，多少文学故事，因无法孕生而夭折于文化的子宫。
人类是需要幻想的，死去幻想的人生是活动着的木偶戏。幻想不仅是文化的腹地和摇篮，还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助燃剂。人类幻想有朝一日，能像大鸟般飞翔，于是有了飞机和飞艇。美国阿波罗号宇宙飞船于20世纪60年代末首次探秘登上了月球，从月球上取下石块和泥土，证明它是无生命存在的一个冰冷的星球。但是从飞机至宇宙飞船的科学飞跃，幻想仍是推动科学嬗变的思想基因之一。人类并不因为月亮被证明为是无生命的冰冷星球，而对天上那轮皎皎明月有任何感情上的疏离。
1994年访美期间，我顺路去看望在美工作和学习的儿孙。十分凑巧，离他们城市约三百公里的地方，木化石野外公园中有一座月亮山。此山之所以得名月亮山，皆因其地形地貌都酷似阿波罗宇航员登上的月球。
在那空旷无人的秃山峰群之中，我扮演了当年我爷爷的角色，对他们讲起月亮里的各种故事。两个小孙子起初听得入了神，继而对我提出了一些问题：
“月亮上不是无生命吗？就和这月亮山一样！”
我说：“是。”
“那么哪会有兔儿爷捣药，哪会有奔月的嫦娥！”
我告诉他俩这是人们对月亮美好的幻觉。为了使孩子知道幻想对于创造的重要价值，我反诘两个小孙孙说：“你们见过真实的米老鼠和唐老鸭吗？那为什么你们对童话片着迷？”
“爷爷，您讲的是中国童话？”
“中国好听的童话，比美国的多。”
接着我仿效我爷爷，对小孙子讲起了李白的诗，与李白捞月而死的传说。孩子们听呆了。归来之后，有一天菲尼克斯城上空升起了一轮明月，两个小孙子拉着我的手，说是要去看那棵桂花树和兔儿爷。月夜似水，庭院内万籁无声，我在月下望着小孙子仰着脖子眺望天上那轮圆月时的憨稚神态，心中充满惬意。因为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浪漫神话，给这小哥俩插上了欲飞九天的幻想翅膀。
他们看得脖子疼了，说看不清楚。我说：“中国农历八月十五，是美国的哪一天？你俩查查台历。到那一天，地球离月亮最近，因而月亮最明亮。你们或许在那个夜晚，能看到捣药的兔儿爷和那棵桂花树！”
1995年秋
[遥远的回声]
回声对人来说，是一种记忆；对岁月来说，是走过去的历史。
儿时，我与村里放羊的羊倌走进村北的大山之谷，羊倌挥动放羊的鞭子，鞭声焦脆响亮，荡起沙沙的回声，在山谷中萦绕不去。
我用童声对大山高喊：“羊跑了——”
大山折射回来的声音：“羊跑了——”
“羊没跑——”
“羊没跑——”山也这样说，一遍又一遍地重叠。
当我进入了不惑之年，那山、那崖、那谷、那羊——连同我叩问大山的回声，虽然都变成了天宇之间的缥缈游丝，但正是因其遥远朦胧，而有了诗一般的空灵，每每反刍起那空灵的回声，仿佛自己跌入了梦之深谷。
历史可能会重复，而岁月之河永远不会倒流，我童年的诗情像落红逐水一去不返，也只有在梦回摇篮时的午夜，才能看见自己在大山的怀抱中嬉戏奔跑，才能再一次听见大山爷爷的回声……
据一个心理学研究专家告诉我：人的大脑记忆网络是个挺奇怪的东西。特别是人步入老年之后，近期记忆极易消失，而遥远的往事则永不褪色。我在山中呼唤的记忆，当真存留至今，山谷中那卵石的形状，或者一棵歪斜的老树的影子，至今还盘桓在我的脑海深处。仔细回味起来，也许正是那些空灵与具象的生活感知，使我从少年时代便把心灵贴近了文学。而在文学这个历史的回音壁面前，没有比50年代《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更使我恋栈难忘，更能激起我心灵回声的了。
当时，刘绍棠从运河之畔的儒林村走来，韩映山从白洋淀的苇叶丛中走来，房树民从蝈歌四起的高粱地走来，我从大山的回声中走来，共同会聚到这个由孙犁主舵，邹明、牧歌夫妇摇橹的文学之舟上来。在新中国文学史料上，我不知道有没有比《文艺周刊》更有凝聚力和吸引力的文学驿站，使一只只文学雏鸟飞落到她的枝头？但在报纸副刊培养青年作家这一点，无疑可以把她定位在全国独一无二的文学路标上。这是《文艺周刊》独具的辉煌。
回眸再望，当时我们这一批来自农村的青年作者的习作，虽然留有涂鸦般的稚嫩，但稚嫩是走向成熟的一层层台阶；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留有时代的烙印，但字里行间跳跃着的是一颗颗赤子丹心。记得，在1956年全国青年创作会议简报中，与会的青年评论工作者认为，我们几个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的作者，比较注重文字的淡雅华美，表现生活的力度不够（大意如此）。这个评论尽管有其中肯之处，但文学舍弃文学的意境追求，便只会留下时代的烙印了。
当时正是反右派斗争的前夕，阶级斗争之箭已在弦上，如果这样一批青年作者，按照阶级斗争的琴弦跳舞，怕是会戕害了文学自身。因而在文学历史的回音壁面前，《文艺周刊》在如林的文学版面中，是有着她的独立品格的。前辈孙犁就是以艺术来感悟和表现生活的，而不是功利地传达生活——前有车辙，后有来者，这种在艺术上本能地因袭而形成群体，怕是在当年的文学经纬之中，也算得上独树一帜了！
关于《文艺周刊》，还有一则属于我的独特故事。
当时在《北京日报》文艺部任编辑的老诗人晏明，为了把我从京郊小学教师的岗位调到报社编辑部，以利我文学才能的发挥，是拿着一张刊载我小说的《文艺周刊》，去找《北京日报》副社长周游的。故事中富有传奇色彩的是，当天发表我小说的那张报纸，在报社资料室没能找到，老诗人晏明为了荐才，便在大街公共阅报栏上，偷偷扯下了那张报纸，呈递到周游面前。
此事，当时我只知道晏明向报社推荐了我，但对其中细节一无所知，直到若干年后，我从一个文友口中得知，询及老诗人晏明，才得到了证实。1959年，我和晏明同在《北京日报》的一个劳动基地进行劳动改造。我的任务是赶着一辆马车，每天去京郊九龙山拉喂猪的酒糟，晏明当时的角色是跟车的。按说，在几十里路的行程中，晏明是有足够的时间向我谈及这一事情的，但是他始终缄口如瓶，这也是老诗人内在的精神风采吧！
行文至此，我要向老诗人致一个晚辈人迟到的敬礼！同时也向与我文学生命、与我命运轨迹有着血缘关系的《文艺周刊》，以及她的新老编辑们致敬！
我本无才，从艺术的本源上说，是童心的回声使我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路的。那大山，那沟谷，那山坡上的山里红，那村边十月火红的晚枫，是最早向我招手，使我从大自然中得到艺术滋养的启明星！
大山的回声，至今已非常遥远；《文艺周刊》的回声，距今也有四十几年的光景了。在1996年秋日的午夜，当思绪如烟云般飞掠过我面前时，回声又如琴如弦地对我倾诉，使我在写长卷之余写此短文，以了却对往昔的眷恋之情。
1996年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