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难不死]
我当过冒牌工人。并非我自愿去鱼目混珠，而是劳改队下的铁令。
1974年暮春初夏，我在山西大辛庄农场接受灵与肉的改造。院墙外边虽然挂的是“农场”牌子，实则在墙院之内“五脏俱全”。有烧砖大轮窑，有车、铸、铣、刨等车间。当然，为了填饱肚子，也有一部分老弱残兵种些粮食：旱地种玉米（山西人叫玉茭），水田种稻子。我先干农活，后烧砖窑，再后来知道我还有点文化水儿，劳改队叫我学开铣床（一台老式立式铣床）。
这只能叫干劳改队的工业活儿，称不上冒牌工人。不知是山西省劳改局的旨意，还是劳改队自作多情，在那年的春夏之交，忽然冒出来一项要生产“四氯化碳”的任务。那位满口地方口音的劳改队长，有一天把十几个“臭老九”召集到场部会议室说：
“俺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要当一段时间‘工人’了。”
十几个“臭老九”面面相觑，不解其意。“工人”顶天立地，是国家的领导阶级，特别是在“文革”年代，“工人”二字的含义尤其不同凡响，身陷地狱之门的劳改队成员，怎么会摇身一变成为响当当的工人哩？可是队长话里藏有伏笔，只当“一段时间的工人”，言外之意，就是说过一段时间，身份仍然还原，是神的归庙，是鬼的归坟。
即使如此，我们十几个“臭老九”，也仍然想过上几天当工人的瘾，因而在面面相觑之后，人人面露喜色，静听劳改队长的吩咐。
“你们知道这是为啥吗？是为了工作方便。”劳改队长是个大老粗，直接向我们亮出了底牌，“听说四氯化碳这玩意儿，能给天上飞的飞机加火（助燃），能给国家做贡献，俺们不干谁干？”
经劳改队长这么一说，我倒是明白了一点点：入冬之后，就见过去搞过工程设计和从事过化工工作的劳改队成员，被聚集在一起，星夜兼程地进行画图。天刚化冻，在围墙内的一片空地上，挖槽的挖槽，拉砖的拉砖。原来这是未来的“四氯化碳”生产车间。
“今天俺把你们召来开这个会，有个雷打不动的指示，就是到了河北张家口之后，嘴上贴个封条，谁也不许暴露劳改队成员的身份。”劳改队长反复叮咛我们这一点。道理很简单，如果对方知道去学习四氯化碳生产的人，是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人家会拒之门外，事儿就砸锅了。最后，劳改队长又给我们打了打气，他说：“你们脸上也没刻着‘劳改’二字，挺起胸脯拿出工人主人翁的架势来，俺看准能学回点本事来。你们又都是知识分子，俺们挑了又挑，拣了又拣，才选上你们这十二个人。你们千万别忘记到了张家口，就是工人了……”
直来直去，毫无虚词。
当年夏天，我们就去扮演工人的角色。舞台是张家口市××化工厂。
离开牢笼，本身就是一件使人心旷神怡之事，又披上了“工人”外衣，惬意之中又夹杂了几丝神秘意味。大概是怕我们不小心露了馅儿，我们一行没有住在厂区招待所，而是在离化工厂约有三华里的小旅店栖身。
化工厂培训我们的师傅姓张，四十多岁模样，赤红脸膛，爽直善谈。向他学艺并不困难，使我们为难的是，这个西北汉子，常常把我们引为知己，破口大骂“文化大革命”：“娘个×的，这是他娘的什么年月！天底下地盘这么大，没有好人走道的地方了。”
我们只是默默地听着，不敢应和张师傅的海骂。“屌！你们都是瞎子和哑巴，咋就不吱声哩？”他说，“我带过许多徒弟了，没见过你们这号徒弟！”我们为了把角色演好，又不能招师傅怀疑，唯一的办法就是及时转移话题，机敏地把政治引向生产技术问题上来。一到晚上，我们才开始“同类”之间的窃窃私语：
“这汉子真是个好样的。”
“张师傅净讲大实话。”
“时间长了，我们总不能总当哑巴呀！”一个“老右”说道，“人家讲实话无罪，咱们可就是罪上加罪，万一‘闸门漏水’该咋办？”
我说：“不才一个月的学习时间吗，把哑巴的角色演到底吧！这是角色对演员的规范，千万要‘紧闭闸门’！”
我当真身体力行做到了这一点，以躲避可能招致的政治灾祸；但我没有料想到的是，在张家口我历经了一次生活浩劫。一天，张师傅叫我到生产“四氯化碳”的二号炉旁去看一下炉温，特意叮嘱我不要怕麻烦，一定要穿好石棉服，戴好防毒面具再去。在此之前，他已然对我们这些“冒牌的伪劣产品”多次交代，执行生产的工艺流程，不能有一丝马虎。因为那玩意儿十分易燃，并能使人窒息；有两名不执行操作规程的夜班老工，已被阎王爷夺去了小命。我对张师傅的叮咛也十分看重，怎奈当时我急于去解小手。本来我先去解小手再去炉旁转转，并不会延误张师傅对我的要求。但在劳改队十几年的改造生活，使我中枢神经产生了闻风而动之特殊功能。我憋着一泡尿，想尽快完成任务，好去厕所。到了更衣小屋，觉得穿戴这些玩意很费时间，便甩下劳保服装，直奔二号炉而去。我想：连来带去，有两分钟足矣，何必“八擒孟获，多此一举”呢！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在我刚刚走到二号炉炉罐之下，“嘭”的一声，从炉内溢出的气体，像闪电一般突然自燃，我立刻被蓝红色的火焰包围个严严实实。最初，我只知道衣服着了火，因为我听见工人们的喊声：“躺下，快躺下——打着滚出来——”但当我躺在一间简陋的诊疗所病榻上清醒过来时，我才发现我的面部都敷着纱布和绷带，守候在我身旁的“同窗”对我说，是张师傅和两个工人，把我从火舌中拖死狗般拖出来的，要不是抢救及时，又多了一个冤枉的“老右”奔往西天正路了。
我呢喃着：“几度烧伤？”
“算你命大。”我的“同窗”对我说只是面部轻度受损，“当然，头发和眉毛都焦煳了。”
我挺悲壮地说：“索性烧死也就算了，要是弄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我会去摸电门。”
“别。大夫说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因为从事发到把你拖出来，不过半分钟的时间！”
“张师傅呢？”我悔恨自己的一时疏忽。
“他说他会来探望你的。”
当真，在当天晚上张师傅骑着自行车来看我了。批评我几句是少不了的，我没有任何辩解的理由。是为了宽慰我的心，还是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内产生了友谊？我梳理不清。反正他问到了我的家庭。当我说到我是老母亲的独生子时，他说他也是老母膝下的独根苗苗。
“阿弥陀佛！万一你要出个好歹，我这当师傅的该怎么交代？”他说，“在这年月，图个平安就行了。”
我“嗯”地应了一声。
“你年纪也老大不小的了，至少有四十岁了吧？”
我又点点头。
“听你谈吐，像是个喝过墨水的人，为啥只是个普通工人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