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看我们周围没有行人，把嘴巴伸到我的耳边，轻轻地吐出一句轻若落叶、重若响雷的低语：“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外传，江青被抓起来了。”
我顿时愣住了，久久没能吐出一句话来。因为这对整个中国来说，如同一声晴天霹雳。老阮让我把自行车靠在一棵大柳树上，尽管周围没有一个人影，他还是把嘴对准我的耳朵，对我述说他没说完的故事：“当时我心跳得虽然如同擂鼓，但还想听听下文，便假装网兜掉在了车厢通道上，蹲在那儿捡网兜的样子，听那两个军官继续说出下边三个人的名字：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当我还想有滋有味地听下去的时候，两个军官似乎发现了门外有人，便将软卧车厢的门撞上了。”
轮到我魂飞魄散了。因为老阮与我咬耳朵的悄悄话，分量太重了。它不仅关联到中国的前途，还关联到我们这些倒霉的“老右”的命运。1957年至1976年，我们已然身陷囹圄近二十年了，在这六千多个日日夜夜中，惨烈的十年“文革”让我们深信物极必反的人间哲理；而王、张、江、姚盘踞在北京的中南海，延续着“文革”的路线前行，不仅把中国经济推向毁灭的深渊，我们这些受难的知识分子，也永远是瓮中之鳖，从理智上判断王、张、江、姚到了横行的末日，也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
但火车上听来的悄悄话，毕竟不是文件传达，因而我叮咛这位来自商业部的“同类”说：“你耳朵当了一回‘佛爷’的事，回队后千万不能宣扬；万一是谣传，怕是要先关进禁闭室，后按‘反革命’论处的。”
老阮感谢我的提醒说：“我是要管住我的嘴。可是这事太刺激了，让我在嘴巴上贴封条，确实有点困难。”
记得，当天驮他回到囚巢的路上，我忘记了路途颠簸的疲劳。虽然没有看上母亲河一眼，老阮带来的悄悄话，已然弥补了我心中的缺憾。因而尽管乡间土路上无人挡道，我还是不断地按响车铃自乐——那不仅是我们落难群落的一支希望之歌，更是迎接中国曙光的交响曲。
[下]
没有料到的是，老阮仅仅回到队里两天，劳改队长陈大琪就来到我工作和下榻的窑洞。起始，我以为是来询问全队劳动情况的，但他走进窑洞后并没有查看摊在桌子上的统计资料，而是掏出一包烟来，坐在一把木椅上，独自吞云吐雾起来。
尽管这位劳改队长十分关爱受难的知识分子，对我个人也尽力呵护（他读小学时，曾在六年级语文辅导课本上，读过我的一篇散文《故乡散记》），但他毕竟是监狱部门对我们执行专政的干部，今天何以会到一个囚徒的窑洞来闲坐？我开始不安了。我肚子里正在捶鼓之际，他让我关上了窑洞的那扇木门，对我耳语道：“阮祖泉近日刚从北京回来……听有人汇报，是你用自行车把他驮回到队里来的，他没对你说些什么？”陈队长平日讲话时嗓门十分豁亮，此时却语声如丝。
响鼓不用重槌敲，我立刻明白了他来窑洞的目的。一时之间，我脑子里乱成一团。我要是实话实说吧，等于出卖“同类”；装傻充愣吧，又对不起这位好心肠的队长——因为他一直比较关爱劳改队中的知识分子。我陷入两难之中，本能地低垂下头来。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对我低声说出了下面的一番话来：“你别想得太多，我来只是向你核实一下此事的真伪。该怎么对你说呢，有一些问题，你们知识分子心中想的，也是我们劳改干部心中想的。中国要走向何方，是每个爱国的中国人心里共同的问号。本来，我听了别人汇报之后，可以直接找阮祖泉去询问的。第一，他有病我怕吓着他；第二，我怕他不敢说实话。所以我就找你来了……”
至此，我心里已然完全明白了：一定是老阮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在火车上耳朵当了“佛爷”听到两个军官之间的悄悄话，又以悄悄话的方式，告诉了与他同号住着的人；而这人又用悄悄话告诉了人生的相知——最后，有人汇报到了陈大琪的耳朵里。事已至此，我别无出路，只有像竹筒子倒豆子那般，把那天与阮祖泉相遇的经过，仔细地对陈队长描述了一遍。
我等待着挨批——两眼不敢直视陈大琪的脸。
沉默。无声。
片刻之后，只听他“啊”地叫了一声。我抬起头来一看，才知道他只顾听我说话而忘了灭烟，烟头烧疼了他夹着烟的手指。他甩掉烟头并把它踩灭之后，对我笑了，然后悄声地对我叮嘱了一句：
“别说我来问过这事。”
我惊魂未定地应了一声。
他又低声地对我耳语了一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愿这不是谣传，而是真的。”之后，他拉开窑洞的门，走出了窑洞。至此，我悬着的一颗心，才算落到了地上。
不久，这个“悄悄话”再也不是人间秘密。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四人帮”被绳之以法的消息时，全民欢声雷动。为此，在一段时间内，老阮因传播出令江山易色的悄悄话而成劳改队中的一个传奇。不久，中央关于为错划右派改正的“55号文件”下达，我们先后被解禁，走出沉冤的囚笼。至今，这段往事虽已过去三十多年，我之所以难以忘却，实因在悄语的记忆中，藏有中国历史的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