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20世纪50年代，我有两个书橱。那时我刚刚步入文坛，买了许多中外文学名著，家里没有地方放了，便从一家卖二手货的信托商店，买来了两个硬木的大书橱。当时我的工资是每个月七十六元九角，那两个书橱，花费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不知那卖书橱的是个什么人家，从那书橱的质量上看，一定是个破落的书香门第。我很喜欢它，紫红色的外形，隔板都是硬木制成，因而那一摞摞厚重的书摆放进去，书橱内外都不走形。《鲁迅全集》自然不可缺的，其他书籍也多是古典文学作品。我把我最喜欢读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和我国作家孙犁的作品，摆放在书橱内最醒目的位置。其他作品大多是世界文学名著和我幼年时读过的中国古典文学，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的书籍。
书橱就是我的一部历史。在我身陷囹圄后，书橱中的书先是蒙尘，后来为了生活糊口，我母亲把一本本、一部部的书都给卖了。母亲虽然是个接近半文盲的妇女，但她知道那些书是儿子的魂，而家中的一老一小（我的刚刚几岁的儿子），在大饥饿年代要吃饭不说，还要往劳改队给我运送食品。因而，书橱里的书便越来越少，书橱越变越空。那时候的书虽然不值仨瓜俩枣的钱，好在当时物价很低，一老一小喝粥吃窝头时，买个咸菜疙瘩什么的，还是有点作用的。记得，我难得有一次从劳改队回家探亲，见空空的书橱中，少了《鲁迅全集》和屠格涅夫的全部著作，心中顿生悲楚之情。我当真想对母亲说上两句感伤的话，可是话到唇边，我突然关住了闸门：这难道是母亲的过失吗？你为什么非要在1957年当上右派呢？当上右派以后，还不知道嘴上挂锁，又对“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说三道四，才被送进劳改队的。你把家中的一老一小弄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迁怒于人的道理。真是愧对母亲和孩子了。于是我告诉母亲，不必问我什么书该卖什么书不该卖了，必要的时候，连书橱也一块卖掉。
母亲始终没有舍得变卖书橱，直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候，我母亲才把那书橱卖了，当时没有人买这东西，母亲央求人家收下，劈了当柴火烧。当时她身上已然挂上了“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处在生死界的十字路口，一切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从此，我连书橱也没有了。我本来就是个劳改犯，还要书干什么用呢！当时我已浪迹山西，随身携带的杂什里，倒是有我1957年之前的三本著作，还有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以及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等一些书籍；到了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住的窑洞被查抄，那些书被收走了一大半。我自己的著作，自然在没收之列。那几本俄罗斯作家的书，还有一本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是我费尽口舌才得以保留下来，跟随我继续在山西的劳改煤矿和劳改砖窑流荡。直到我离开最后一个劳改驿站伍姓湖时，我把它送给了曾经三次自杀而未遂的难友王臻。留给他这几本书的意思，是让他好好地活下去——因为那些书，都是激励人勇敢面对困境而不颓废的。
至此，我已是个没了书橱和书的人——我的姓名也只是个符号，他的真名叫囚徒。
[三]
1979年重返京华后，家里成了一座空巢。室内四壁皆空，当然书和书斋就更无从说起了。历经二十年像鸟儿衔草絮窝那般，我有了近万册藏书。
在我劳改期间，我的儿子学了一手好木工活儿，环绕四壁的方形书橱是他与木工们一块打成的。那不是当前市场上卖的那种“驴粪蛋子——外边光”的摆设，为了能装多装书而不被压散了架，不仅隔板木料加得厚厚，而且选了优质的硬木当支柱，因而尽管那么多的书站在橱子里，书橱依然像它的主人一样，腰板挺得笔直。不过近来我对书橱忽然有了一种负罪的感觉，之所以如此，因为我在打扫书橱中的积尘时，发现了有一些书籍中的赝品，也堂而皇之地端坐其中。那些往日以标语口号冒充诗歌的伪作，那种过去以官扮文装点风雅的次货，以及那些在时间磨砺下显露其失血般苍白的许多文本……何必让它们“驴戴礼帽——假充圣人”，也人面狗脸地和那些血肉之作鱼目混珠地一块杂居呢？
于是我在写作之余，开始了文海的打假工作。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让我吃惊的是，越是官爵行文的“作品”，印得越是讲究豪华。比如，我见到一本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我书橱的诗集，其作品充其量不过是标语口号的改头换面，可是在前面印上了许多官员、时尚名人给该书的题词，还有相当数量的照片，是与大人物的彩照合影。我把小阿姨找来，对她说：“这本书你拿到门口当烂纸卖了，不愿意卖愿意留着当画看也行，反正这权利归你了。”她有些吃惊地看着我：“印得那么好的书，您为啥不要了？”我跟小阿姨说不清楚，便找个借口说：“书橱负担太重了，让它轻松轻松。”
有一天，她到楼下把它卖给了收破烂的，回来就后悔了，她说卖不到几块钱，还不如当画看呢，可是那里边又有文字，不是画书。因而，面对着我挑出来的另一堆书刊，她当真不知如何处理才好了。最后还是我给她出了个主意，她妹妹在农贸市场上卖杂什，把这些书刊撕开，可以当包装纸用。她有点舍不得，左右为难了一阵，最后还是拿到她妹妹那儿去了，至于是否做了包装纸用，我没有再去过问——我心里难过的是，我们中国纸张匮乏，每年需要进口纸浆和高档纸，要花很多的外汇；而把这些进口纸张，用在了一些非驴非马之作上，不是一笔惊人的浪费吗？我还想到，书籍虽然并非价值连城的真正古董，但是它也该是有灵性的东西，那些早已死了血肉的文字僵尸，不管它印刷得多么精美，一律当垃圾清理出书斋，是件去伪存真的事情。从那时起每每写作累了，去书斋清理文化垃圾就成了我的本能行为。
说实在的，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儿，因为自己也曾生产过文化垃圾，酷就酷在对自己也要一视同仁。当然对内对外还是有一点差别的，我把自己的垃圾从书橱里取下来，没有交由阿姨处理，而是把它放在一个角落，以供自照镜子和警钟长鸣之用。一个没有自审意识的作家，一个从不用镜子照自己的文化人，自恋地在那儿堂而皇之地指手画脚，使人想起堂吉诃德般的可笑和可悲。当然，这既是书斋之内的逸事，又是书斋之外的逸事，文化人的“自恋与自审”是个大话题，非这篇小文能够说清楚的问题——书斋逸事，就此搁笔。
2000年7月修订于北京
[挂满提琴的古屋]
离开这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已经整整五十年了。1954年我在《北京日报》当记者时，租住了这个院落的三间西房。那时南屋住着青年时代留学法国的法文翻译家金满城，东房住着那末代皇帝侍卫官的家室霍家；北房是房东刘家自住，按当时的称呼，刘家是个破落的资本家。院子中间有一个大花坛，里边种着些花草和几株向日葵。从四合院的外院进来，通向内院的过道上方，有一架蓬蓬松松的藤萝，它像一把张开的大伞一样，让走进院子的人，感到浓郁的绿色和扑面而来的花香。
我之所以难忘这个院落，是因为那儿留下了我青年时代的脚印。其中有奋斗的高昂之歌，也有催人泪落的凄楚之调。我在这儿结婚生子，我的第一本书在这儿问世；1957年我又是从这儿跌入人生谷底，从这座四合院走进劳改队大墙的。人是有情物，不是“狗熊掰棒子——一路走一路丢”的低级动物，记忆深处的东西总是魂牵梦绕，让你挥之不去，因而半个世纪过去之后，我萌动了到老巷故宅访旧之心。
去年一个宁静的夏日，我开始了百感交集的寻梦之旅。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然我相信那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不可能被当作危旧房屋拆除，但是由于近五十年的光阴流逝，有些故人怕早已离开人世了。还算顺利，出租车司机拉着我，很快找到了梦魂萦绕的老巷。这条小巷有过它的历史沧桑：在“大跃进”年代、全民“大炼钢铁”的日子，美丽小巷的西头突然拱起了一个像坟头似的东西——那是炼钢炼铁的土窑。白天冒着滚滚浓烟，夜晚炉火通明。我那时已然进了囚瓮，因而无缘于全民“超英赶美”的大炼钢铁的劳动，但是南屋住着的翻译法国左拉作品的大知识分子金满城，曾被勒令参加“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劳动。记得，有一次我从劳改队回家看病，也被划成右派但没有被送进“大墙”的金老，小声对我耳语说：“地地道道的‘乌托邦’行径，把一座文化古城弄得遍体鳞伤。”我是个“一回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劳改犯，能对一个同命运的老人说些什么呢，只能竖直两只耳朵听完之后，默默地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