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笔记】
[难忘那间十米小屋]
当我重返阔别了二十年的北京时，我的家已然一无所有。十米小屋内高架着双层木床，剩下的就是我50年代的写字台了。“文革”期间，老母亲把它连同书架一同廉价处理掉了，之后被造反勇士们强行从一个四合院，赶到这间永远也看不见阳光的小屋（高楼遮挡之故），一直等到我这个囚徒从山西归来。
记忆里第一个到我这间寒舍来组稿的是刘心武和章仲锷（二人当时在《十月》编辑部），但很不凑巧，正赶上我不在家，他们便留下一封热情的约稿信。这封信我至今保留着，因为那是我历经大难而不死，重返京华后头一次被刊物约稿。第二次来的友人，则更使我难忘了：1979年春日的一个黄昏，有人轻轻叩打木门，开门望去，皆似曾相识，但不能确认来客为谁。“我是邵燕祥。”
二十年前的年轻文友，历经不同地点、不同形式的灵肉改造之后，额头不仅仅多了皱纹，而且死了眸光中曾经有过的童真。特别是王蒙，他下放新疆多年，大概是大沙漠的尘埃还没有洗净之故，显得比面孔白晳而又年长的燕祥还要苍老一些。我们紧紧地握了手。
我们似乎都在表示欢快，但是笑靥里深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凉。屋子太小，加上一张双层床铺，几乎没了我们的活动空间，以至在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只能把一张小小炕桌搬到屋子中央，三个人分坐在各自的小板凳上，一边喝着苦辣苦辣的“二锅头”，一边追叙1957年后各自的沧桑往事。
至今，那天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但声音已化作天上缕缕游丝，而无从记忆了。我记得，那天我和燕祥、王蒙喝光了一瓶白酒。我送他俩走出我的小屋，并送到魏家胡同路口公共汽车站。归来时，走路摇摇晃晃脚下发飘——我有些醉了，这是阔别二十年后难得的一醉！
就是在这间小屋，我重新开始了我的文学生涯。小屋隔壁住着的街坊，特别爱看电视，每次看电视都把声音弄得响响的；两间屋子相隔的又不是砖墙，而是一层纸板，因而等于我一边“听着电视”，一边挥笔耕耘。至今，我也弄不清楚自己何以会在那样一个环境十分恶劣的小屋，写出继《大墙下的白玉兰》之后的多部中篇小说。为囚多年，锻炼了自己的坚韧，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缘故；另一个缘故，大概是自古以来文人恪守的“穷而后工”，在我的笔锋中显圣了吧。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期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像师，曾携带着灯光照明等器械，把我从会场上拖走，光临过我那间十米小屋。尽管室内很难插足，但他们还是折腾了半天，把我写作的镜头拍了下来。他们出于对历史原因而带给文人厄运之同情，还拍下了我斗室内的双层木床，窗台之下堆放着的蜂窝煤和那辆我在山西劳改队骑过的蓝色破旧自行车。
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曾把苦难比喻为老师。如果以此为尺，我可以算这个老师指点出来的学生。在十米斗室之内，我视一切外界干扰为乌有，每天伏案桌头，创作灵感却在流血的大地上奔驰。
就在该年，刘心武对我说：“我很想像你那样，来个生命马拉松长跑，到大墙里边去尝尝滋味。”
我说：“别。它代表七千多个日日夜夜呢，假如我刚进大墙的时候知道要过近二十年的囚徒生涯，我一定会自杀。”
心武笑了：“当然，我要是进去，必须有保证我出来的期限。”
我说：“大墙和电网，没那么仁慈。你趁早还是取消你这个浪漫的‘旅行计划’吧。”
这笑话也是在那间十米斗室留下的。当时，小屋简陋得如同赤贫，像刘欢唱的歌儿《一无所有》，但那方寸之地，留下我在寒暖换季时节的苦斗精神。我内心的精神独白是：青春年华已然死去，二十年光阴却可以追回。这既是自励，又是宣言。如果把新时期文学视若一个远征计划的话，我的起跑点就是在那间斗室。
80年代初期，我搬离了那间小屋。但我一有空闲，总不忘去看看它的模样。它像是我创作中的助燃剂，使我躯体内血液不因环境改变而冷却，不因生活安适了而变得懈怠懒散。我属鸡，永远当一只土里刨食，然后生蛋的鸡；而不能当安闲地生活在笼子里，重复别人声音的鹦鹉。
1986年2月
[尧都忆]
阳春时节，我揣着一颗赤子之心，去历史上著名的尧都——今日全国著名的花果城临汾访旧。我不是一个人独行，还拉了斤澜、友梅、绍棠、心武和我一起同往。
老实说，他们之所以能扔下笔，伴我登上晋阳大地，不仅是为了瞻仰贤君尧帝的遗址，更大的原因，是出于挚笃的友情，陪我来答谢在我身陷困境时给我雪中送炭的同志和这块恢复了我人的尊严的故土。1976年，“四人帮”覆灭前“猖獗一跳”的时刻，临汾地区文联把我从劳改单位要了出来，从而结束了我的劳改生活。
那好像是个依稀可辨的梦：当时中国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我这个劫难中的幸运儿，居然能够诀别我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这不是个梦吗？记得，我告别劳改农场的那天早晨，是个响晴的天，天上还挂着一缕红色的朝霞，黧鸡鸟不停地叫着。当时许多因“右派”而身陷囹圄的伙伴，都来送我。他们送别的目光十分复杂，如果把这些目光像破译密码一样化为语言，将是这样的话：
“从你的走，我们看见了一线曙光。”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不会太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