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拾荒】
[文学百年悲与欢]
[从文学的染色体落笔]
预卜未来的中国文学，带有巫师的色彩——如果展望明天，作家唯一可以当作参照的，是文学的昨天和文学的今天。但是说到底文学是析梦和涂梦的工作，而梦又是生活的折光，因而它又有着它的共性——人人都会做梦，没有梦的人是木偶，只是人们生活的异同，梦也随之相异罢了。对文学来说，正是这种相异的梦境，组成了色彩斑斓又各自相异的画廊。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梦的产婆是生活。无论你笔下涂鸦的梦是写实的，还是空灵的；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是中国传统的，还是西洋欧化的，都是作家生活感知所决定了的，而非空穴来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写了多篇以小人物的目光看待战争的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伯尔，战争万象使他无法用抽象手法表达，所以他的小说是具象写实的。到了他儿子小伯尔的和平年代，便一反他的写实主义，而成为一个德国的抽象派画家。小伯尔来北京举办画展时，我特意去看了他的画展。能不能如此认知：生活的经历不同，导致了梦境的不同，因而使作家涂梦的方式也产生了差异？
经历过战争烽火洗礼的作家，梦中多是铁和血的回光返照，他的笔锋无可逃避地向战争倾斜，这大概不属巫言之例。我是历经二十年劳改生活的作者，不是我不想在笔锋下风花雪月一番，而是生活赋予我的梦境，几乎始终是一条泥泞的驿路。夜半梦醒时分，我才知道这是过去，而不是今天。说来也有些可笑，我在德国波恩莱茵河畔夜宿时，梦里竟然出现我劳改时环绕于一个劳改驿站的金钟河。我无可逃避寒梦对我的追随，即使身在异国他乡，它也叩打我的心灵门环，让我无处苟且藏身——这就是我近二十年来，一直涂梦于属于我那片冷土的原因。
当然，除了梦境的尾随之外，也还有一种反思历史与人的内在精神的探求，支撑着我去析梦写梦。法国思想家帕斯卡的一句名言，对我有极深的启迪，他说“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这句话的含义，可以做两方面的解释：其一，芦苇腹内空空，它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其二，如果将其腹中空空充填一种精神，则可视为人的挺拔和坚韧。我想，如果把帕斯卡“精神芦苇”的内涵延伸到作家身上，它启示作家该是骨骼里富有钙质的血性动物，而不是权势的手中玩偶；不是金钱的情妇，不是笼子中的金丝雀，更不是任何仕途的功利股票。
所以吐出以上这些梦呓，意在说明作家对文学的选择往往不是出自响应什么号召，甚至有时也不决定于作家自身的愿望，文学的个性化的遴选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生活的给予，并受作家自身的内在气质的梳理和匡正。这种内在与外在的染色体相互结合，便孕生了各自相异的文学产儿。我想，这可以被视为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以此规律为尺，丈量一下中国百年文学的得与失，才能由表及里深掘出其兴衰的根本。
[文学的世纪悲情]
中国文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文豪，因而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巅峰期，令后来人高山仰止。那是以鲁迅为代表、色彩纷呈的文学。我之所以赞美它的成就，是因为那些作品并没因历史的更迭而褪色，直到现在我们还难以超越它的高度。但与此同时，笔者不无惊异地发现，那一批20世纪之初的文学前辈，都把他们的文学高峰留在了前半个世纪。如郭沫若、茅盾、田汉、夏衍、曹禺、冰心、巴金、老舍、沈从文等，他们在前半个世纪，都有辉煌的作品问世。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文史曲线。令人遗憾的是，到了今天的21世纪之初，一些文史学家都没有对这个严酷的问题给予解答。从年龄上讲，1949年后，他们正步入盛年，那么多走进成熟期的作家，正是出大作品的黄金期；但令人心悸的是，那些大师在后半个世纪，不仅没有第二个创作的高峰期，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创作的衰落。近期，我仔细地寻找了一下大师们后半生创作的衰落渊源，发现涉及的问题非常庞杂。
茅盾、夏衍、田汉、郭沫若、曹禺都有在文场上为官的经历，他们之所以把文学的辉煌留在了前半个世纪，与文与仕的错位，耽误了他们可贵的创作时间不无关联（当然他们中间有的人或许无意进入官场，但是工作需要使他们不得已而为之）。这不是笔者的凭空臆想，而是有据之说。仅以茅盾为例，不久前读到李强先生采访茅盾的儿子和儿媳的文章，他在倾吐茅盾“难圆文学梦”时写道：“茅盾在解放后，再没有小说创作……在1955年的1月6日，茅盾曾上书周恩来，请求可否不再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中的中国常委……茅盾在信中委婉地道出他担任文化部长的内心痛苦。”周恩来对茅盾的请示，没有表示同意，但是批给茅盾三个月的创作假期。文章继续写道：“三个月的创作假写什么呢，续写《锻炼》和《霜叶红似二月花》都不合适。虽然这是茅盾最熟悉的题材，但无法向人解释为何请假三个月却去续写旧作，只有去创作现实题材。因而茅盾只写出了小说大纲，就不得不回到繁忙的工作中去……茅盾于1981年逝世，他小说创作之梦，终于没有完成。”
这一段后人对先人的追述，如果还不足以表现写出过《子夜》等作品的大作家茅盾精神痛苦的话，那么在傅光明先生采访曹禺的文章中，便可再现作家为官的文学伤痛。他在文章中写道：“曹禺一直为在解放后没有写出好作品而深感痛苦而自责。在他的生命晚年，他曾说：‘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当傅光明询及他，为什么在解放后，从数量到质量，都不能与解放前相比时，曹禺的回答里有这么几句耐人寻味的话：“我解放以后写的东西少了，而且写的质量也不高……当时市委派人讲，协和医院有‘崇美’‘想美’‘恐美’思想……我到协和医院待了半年多，那时候有个‘思想改造小组’，市委派一些人跟大知识分子聊天谈话，我也跟着去跑……写出来了，就是《明朗的天》……就像是一部车子，让人推着走，而不是主动地走。车子有汽油，有机器，自己走多快呀……”
我想不需要更为烦琐的引证了，无论是茅盾还是曹禺以及那几位文以成仕者，到了生命后期，都有着难以言喻的痛苦反思。这是我们中国文学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伤痛悲情之一。
悲情之二，则更值得我们深思了。那些并没有进入官场的大师，似乎也与前者没有差别，在下半个世纪几十年间，也没有再现他们世纪初的文学辉煌。如冰心、巴金、沈从文、老舍……笔者审慎地统计了一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除了田汉的《关汉卿》和老舍的《茶馆》、《正红旗下》（未竟之作），留下了他们文学巅峰期的形影之外，几乎别无可寻。
其中最令人感伤的是沈从文先生，这个写出过诗情小说《边城》的湘西才子，因为立志学文才把名字改为从文的。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他突然转向研究服饰，作为一个文学上的后来人，昔日我一直不解其谜。近读《读书》上陈徒手先生采写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才算详知其内情。文中写道：沈从文先生从解放后，就进了历史博物馆，1949年成沈从文文学的生死线。其重要原因，是郭沫若在1949年发表的《论反动文艺》中，触及了他。这位大才子从此陷入无言的苦闷之中。陈文中引述了沈从文当时的心情自白——那是沈先生在1951年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晨七点到晚上六点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中庸的公务员……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看看暮色四合的风景……明白我生命的完全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陈先生的文章收尾，是摘引作家汪曾祺、林斤澜去看望沈从文后的感伤之情：“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地看着电视，一坐就是大半天，无所思无所欲。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与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对于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