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世间的许多事情，是需要时间来沉淀的。笔者站在今天文学的高度，进行自审自读时，不难发现当年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并非什么优秀的经典之作，从文学的本质上去回视，它明显地带有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的胎记。几年前，在《文汇报》上，我曾发表过一篇题为《自恋与自审》的文章，其中对大墙文学的开篇之作的不足，曾作过出自内心的自我扫描。但是，我的这种自审，并没有完全得到文坛友人的认可。记得，有一次我与天津作家林希交谈，曾谈及我的自识。他却反驳我说：“你这种自识没有根据。‘于无声处’一声惊雷，如果没有它问世，死气沉沉的文学局面，也许会延续一段时间。老兄的小说搅动了当时文坛的一潭死水，这作用就够大的了！”
其实林希和我都知道，文学的功能不是雷鸣电闪，它生命的最高体现，应该是“春雨润物于无声”。这篇东西之所以爆响于一时，只不过表达了当时的民声民意罢了。我自己并不满意这篇小说，因为二十年风雪驿路的艰难跋涉，给了我许多特殊的生活感悟，而这种感悟绝不是一般知识分子能够面壁想象出来的。比如，浩然在那个年代出版了《金光大道》，而我双眼看到的却是与之截然相反的镜头：劳改队里不断增员，其中的一部分新来的囚号，就是因为农村断粮而在全国流浪（当时称为盲流），因腹内空空偷吃食物，而被送进劳改队的。文学是生活的产儿，我所经历的生活，不允许我再像初学写作时那样，只凭着对新中国的感情依恋，像只喜鹊似的去唱颂歌。
应该说，这不是一条坦途，耳旁经常听到对我规劝的声音。记得我第二篇写大墙生活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获得全国第二届小说奖的时候，有一位曾经十分关注我的文学前辈（兼文化界高层领导），就对我提出建议说：“《远去的白帆》写得很好，但是我希望你走出那段生活记忆，把目光投向新的生活，着力写些表现新生活的东西。”这是一个方面的声音。但也有另一种声音，却全然与之相反。孙犁也是我的前辈人，他读过我发表的大墙生活的小说之后，却表示了与这位领导人南辕北辙的意见。他在信中说：“从文学的角度讲，你这二十年得大于失。”弦外之音则是尽管我失去了拿笔的时间，却获得了别人难以获得的特殊生活。两种声音，究竟孰是孰非？
我想不用多说，文学与生活血肉难以分割，这是文学的永恒定律。以此定律来判断两种声音的召唤，当然孙犁的声音是文学的本源。试想，要让我割舍下二十年的风雨感知，不仅有悖文学与生活的根本规律，而且等于让我浪费了二十年的宝贵生活。二十年是什么概念？它内含七千多个日月轮回，我怎么能舍本而求其末呢？再说，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我只有“不待挥鞭自奋蹄”，抓紧分分秒秒的时间，在稿纸上倾吐我的生活。即使其间有七年光景，我在作协担任了一定的工作，但写作始终是我的根本。继“大墙”“远帆”之后，我写出来苦难知识分子的系列中篇小说《风泪眼》《阴阳界》《断肠草》《野浮萍》《方太阳》《雪落黄河静无声》《死亡游戏》和长篇小说《龟碑》。当我感到用小说表达不如直写历史中的人更为淋漓的时候，昨夜潮声系列的纪实文本便接踵问世了：《人与马的咏叹》《挖火者》《浪人王臻》《昨夜萤火》——直到我的《走向混沌》三部曲定稿出版。当然，在写大墙作品的同时，出于对改革开放年代的感知，我也写了一些反映历史新时期生活的小说、散文和随笔之类的作品，但这不是我的文学主体的表达，我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开掘历史隧道的故事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中的悲情故事，不仅是对昨天的反思，还预示着中国的明天——一个善忘而不知自省的民族，是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时至2005年，时尚文化已然浸染了不少的商业因子，因而文学的灵与肉都在变形。我拒绝我的作品进入任何一个炒锅进行炒作，远离媒体的染指，这么做也许显得有些迂腐，但我已无法重塑——我只要求无愧于走过的历史和知识分子的良心。在这二十多年间，老一代革命家胡耀邦、胡乔木都曾来信在精神上鼓励我；老一代作家巴金、艾青、萧乾、孙犁、张光年、陈荒煤等也都给我的文学创作加薪助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与商业联系紧密的今天，那些被称为“上帝”的读者，仍然没有忘记给我这个年过七旬的老翁以信函的激励，这是我最大的快乐。
我属相为鸡，古代辞书中曾留下晋人祖逖闻鸡起舞的记载，那么就让我以雄鸡报晓来自勉吧！在这里笔者首先向历史新时期致敬，因为没有历史新时期的到来，我将是一具文学的死胎，与此同时向关爱过我的读者问安，因为只有他们和明天的历史，才是文学作品的最后法官！
2010年初整理于北京
[男起解——寻梦元大都]
昨天，我与元大都的特殊缘分
任何人的一生，都如同一个长长的梦，凡是生命年轮中记忆深刻的东西，都与你生死相依，永生拂之不去。
北京城北的土城，历史记载它本是元朝的开国都城，随着时间的流逝，北京人大都把它忘却了，但是我却对它记忆犹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儿是我噩梦链环中之一环。1960年的冬天，在忽必烈建成的元大都的一角，它曾经作为罪犯收容所使用，女囚被关押于一排排红砖房里，男囚则比女囚命运更为凄苦，被收容在几排搭建起的蒙古包里过冬。因而，我对元大都的记忆，可谓潜入到骨髓血液。至于当时为什么不用棉帐篷，而选用了蒙古包收容罪犯？至今不得而知，这也算是歪打正着吧，它让我永远记住了元大都的名字，并曾几次到那儿觅故，寻找那个苦难历史岁月，埋在那儿的一个遥远的寒梦。
21世纪初的一个秋天，我再次与友人王毅去元大都遗址觅故时，沿着元代都城早已塌陷的土城墙，走了很远的路，也没能寻觅到四十多年前那个故址。我曾询问在柳荫下下棋的老者：“您老儿可知道，这儿曾经有个罪犯收容所吗，它的标志是耸立于红砖墙之上的岗楼！”那些下棋的老者，不知是沉迷于“楚河汉界”争杀之乐，抑或是已然忘却了四十多年前的往事，竟没有一个人为我指点迷津。今年初春，忘年小友陈徒手开来一辆车子，让我到元大都公园访故，我又一次登上了这片曾经是成吉思汗子孙叱咤风云的土城。多亏有今天元大都公园管理处的陈万明先生引路，把我带到了昔日罪犯收容所的故地，圆了我多年萦绕于心怀的一个遥远的梦，我看见了那座残留在楼群之间古老的炮楼！
1960年的寒冬，东城公安分局的两位警察，全副武装，一前一后，押解着我们一行八人奔往土城。其中三个为“抗拒改造的右派”，被界定为“反革命”，我是其中之一员；其余五个皆为刑事犯，其罪行是在困难时期偷吃食品、偷窃粮票，外地流入京城的“盲流”。记得，其中一个名叫“黑子”的青年，年纪不过十七八岁的样子，神情腼腆得像个女娃，他来自东北吉林，是清王朝那拉氏的后代。这个远途而来的盲流，溜到百货大楼后藏身于厕所，待大楼关门之后，他到糕点柜台吃了个饱，当他捂着过于饱和的肚子，焦渴地拧开自来水龙头大口大口喝水的时候，被抓住了。因而与我有缘为伍，一块儿被押送到土城罪犯收容所。
所以当笔者看见那个昔日的炮楼时，不禁百感丛生，既为流逝的历史而感伤，更为今天元大都公园的美丽而动容。记得，那时为囚徒建立档案照相时，我胸前标写着“273”号的字样。由于蒙古包里人满为患，睡觉时我们不能头对头地躺下而必须张三的头对着李四的脚躺下，以充分利用地铺的空间——这就是我留在元大都的一个遥远而凄楚的寒梦。
今天，我和元大都结下新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