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这么说。”朱雨顺摸了摸刮得光光的下巴颏，“从离开监号以后，我开始刮脸了。你听这泥土里的蛐蛐，一入冬就要结束生命，可是在冬至之前，它还是一声接一声地唱。人嘛！比这小动物少几条腿，可是该比它活得更有劲。”
“过去你可没这么说过。”我笑着说。
“……一入监狱，我就觉着我这辈子彻底交待了！既然是这样，何必拉着徐虹也跟着我一块儿跳井呢！这回，老庄、梁仪，还有那个没把良心喂狗的红卫兵，把我拉到井沿上来，我忽然觉察到我还是应该好好地活着。这年月虽说阴冷得让人心里打战，可是也还有人给我送火。那些造孽的天狗嘴张得像铜盆，可吞下日头去也并不那么容易。看见这些，我想留下这口气，看看到底是天狗吞了日头，还是日头把天狗烧死！就这！”
“老朱！我们今天不谈政治。”我把一只圆脐母蟹递给他，同时把话题转到徐虹身上说，“她给我来信说，她又去过你那儿了？你们……你们……到底有什么打算？”
“这真是一道难题儿！”他摇摇头。
“你们岁数可都不小了！”我提醒他说。
“我何尝不想有个家。我是个活人，人的各种愿望我都有。可是……叶涛，你认为劳改煤矿那个鬼地方，是徐虹那样的人该落脚的码头吗？”朱雨顺手抓一截燃烧的树枝，点着了烟卷，两眼望着那火堆，语音低沉地说，“我还没离开监房的时候，她就又去看了我，司马云龙这次有意回避了，只有一个年轻的劳改队队长在接见室里对我们进行监视。她竟然当着那位劳改干部的面，公开提出要到矿山旁边的小村庄来教书，在我身边等待我刑满释放。我把她看成比我还执拗的糊涂虫，那个青年干部把她看成疯子。所以，在短短的接见之后，那位青年干部突然询问我，徐虹是不是个精神病患者？我当时感到这句话是对她的侮辱，曾经冲动地把五指捏成拳头。可是事后冷静地想了想，倒觉得这位干部的话真的有些道理，你想她从北京千里迢迢而来，在那间接待室只能和我面对面地坐上十五分钟，就又匆匆而回，这是图个什么呢！‘文化大革命’以来，有多少家庭散了伙？有多少对夫妻离了婚？她简直是女人群中少见的女人，甘愿做扑火的飞蛾，和我一块儿火葬！这情分用秤盘是量不出来的，我要是总给她冷脸子看，也许真会把她变成精神病的。战争年代，我亲手埋葬了翠玲一家，那是为了打通胜利的道路，翠玲在九泉之下骂我，我还有个说辞；要是徐虹疯了呆了，也和翠玲做伴去了，我朱雨顺岂不成了真正的刽子手？到那时候，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我朱雨顺成了个什么东西？！
“我这木头脑袋瓜好像开了一点窍，徐虹走后的第二天——她或许正坐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在那张大通铺上，用唾沫沾着手指头长的一截铅笔头，给徐虹写信了。我对她说，我掰着指头算了又算，也没算计出我这个人有什么长处，你要是真不嫌弃我是个劳改犯，那你就等吧！可有一宗，你可能要为我耽误后半辈子，这是我朱雨顺心里最不忍心的事情。我又告诉她，千万不要要求调到小山村来，要等你就在北京等。我虽说是犯人，可是瞧不起那些‘灰耗子’。
“叶涛，这是我第一次敞开自己心上的天窗。我对我这封寄出去的信，常常犯嘀咕，究竟我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道义？是不是无愧良心？还算我的命硬，我居然获得了缩短刑期的处理，这时，我矛盾的心情才算平息了一些。司马云龙为了做个顺水人情，在徐虹又一次来矿山时，安排她住在矿山招待所，我把她的东西往手里一提，直奔她过去住过的那间山村小屋。那儿清静，那儿有淳朴的乡亲。特别使我喜欢的是，那个院子里有一棵老桑树，树杈上搭着一个又一个的喜鹊窝。虽说这小村没有大沙河那样的长长流水，可是从山崖缝里钻出来的泉水，哗啦啦地也像那条河，使我和她在那间小屋说话的时候，常常在心里把这间小屋比成渡口房。
“徐虹非常能体察我的心。有一天，我出车回来到她那儿去吃饭时，忽然耳畔传来清脆的蝈蝈叫唤声。我抬头一看，一只精巧的蝈蝈笼子，挂在屋子的窗棂上。
“‘嗬！哪儿来的？’
“‘逮的！’
“‘这笼子呢？’
“‘编的。’
“‘你还有这两下子？’
“‘能织各种花样毛衣的手，就没有不会干的。’
“‘毛衣……’
“‘是啊！毛衣！’
“噢！我一下纳过闷来了，她在拐弯抹角地重提她为我织过毛衣的往事。那身毛衣，当时硬是被我给退回去了。女人心痴，她在这儿记了起来，把它甩给我听，让我咂摸滋味。我偷眼看着，她两只手穿梭般地扯动，又在织着一条毛裤，看那身量好像是给我织的。
“‘看什么？’
“‘看你们女人的手，怎么那么有能耐。’
“‘唉！’她长叹一口气，‘上次小飞给你把毛衣送去，你为什么退回来？我一气之下，把它拆成了线团。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这回我再不退回去了，我穿！’我明确地表态。
“‘比比看！’徐虹从炕沿上下地，比着长短肥瘦。她把我折腾了好一阵子，感慨地对我说，‘你这个人，就像一头犟驴拉着不走，打着倒退，要是那时候我们就……’
“‘我……我……总觉着配不上你。’我结结巴巴地回答，‘说实在的，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在哪些方面值得你……’
“‘快别说这些了。’她制止我再说下去，‘快把你那件煤黑子的工作服，扔到洗衣盆里来吧！’
“我有点犹豫。她放下手里的毛线活，一拽我的袖口，就把工作服拉了下来，扔进从老乡那儿借来的大瓦盆里去了。好像一到这间小屋里来，她俨然是这里的主人，我朱雨顺的虎气立刻被杀掉了一半，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不那么粗声大气的了。她把小米粥和烙饼从门口的大铁锅里端出来，放在我的面前，用眼睛告诉我‘吃吧’，就又去织那件毛裤，直到天黑掌灯。
“豆油灯的灯捻吐出一团小小的火亮。我坐在炕上吃饭，她坐在炕沿下的小板凳上洗我的衣裳，这倒真有点像个家样了。特别是那晚上回窝的喜鹊，在院子老桑树上一叫，我突然想起在大沙河渡口旁时，翠玲曾经这样为我洗过衣裳。不过，她膀大腰圆，比起瘦成一把骨头的徐虹来，一个是地头的界石，一个是地里的一根麦秆。虽说她很瘦弱，但骨头很硬，水缸里的水，是她从半里地以外的水井里挑来的，她那双小时候摇线轴放风筝的小手，真不知怎么会拧得动那吱吱乱叫的辘轳把！
“油灯噼啪噼啪地爆着，我望着她搓衣裳时一耸一耸的瘦瘦肩膀，心里真感到不是滋味。我想跳下炕去，自己去干那些活儿，经验告诉我，根本办不到。为抢那根去井台挑水的扁担，我曾经和她有过争执，我的劲头虽然比她不知大多少倍，但硬是没有能夺到手。她在红卫兵折磨她的那些日子，显得很脆弱，可是到了这间小屋，她又显得非常坚强——坚强得让我这男子汉都感到吃惊。
“她越是这样对待自己，我心里越是不安，我索性放下碗筷不吃了。道理很简单，我是个男人，多沉的磨盘应该由我自己来背着，这不是等于小鬼下阴曹地府，拉上了一个阳间人活垫背吗？
“她敏感地停下了手中的活儿：‘你怎么……怎么不吃了？’
“‘饱了！’
“‘你还没吃完一张烙饼！’她探头往炕桌上看了看，‘是不是你不舒服？’
“‘不是。’
“‘我做的饭，不合你北方人的口味？’
“‘更离题了。’我心如刀绞。
“‘那……’她慌乱地擦干了手，不知所措地看着我。
“‘徐虹！让我说实话吧！’我实在难以压抑心中的酸痛，声音沙哑地对她说，‘你在替一个男人受罪，我心里不落忍！’
“‘脖子上又没坠着大牌子，又没人用鞭子抽我，这怎么叫受罪呢？’她诧异地回答我，‘坦白地告诉你吧！从井台把那两铁桶水挑回来，把我肩膀都压肿了。我学着干这力气活，就是为了能习惯农村的艰苦生活，老朱，你应该支持我，怎么倒……’
“我的喉头如同堵塞住了一团棉花，真不知怎么对她说才好。我根本无意叫她到农村来落户，她倒开始了各种劳动的练习。她的心越来越铁，我的心就越发难受，我真怕她突然冒冒失失地把户口迁出来，那将弄得不可收拾，为了让她死了来农村这条心，我必须斩钉截铁。我说：
“‘我写的信你看到了吗？’
“‘我带来了。在这儿！’她从背包里把信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