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挣扎着：‘你们这是……’
“‘这是革命！革你这个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命！’
“‘我……我是你们的老师！你们怎么能这样……’
“‘呸！’一口唾沫吐到我的脸上，‘你是一条冬眠的毒蛇，我们再不上当受骗了。’
“‘同学们……’我还想向他们解释什么，我们那位戴着近视镜的老校长，从乱哄哄的人群中走了出来，她指着我墙上的挂钟喊道：‘革命的小将们！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这不是钟，是一本变天账。钟上边那只展翅的银鹰，和国民党空军帽徽一模一样，徐虹心里想的什么，不是很清楚了？’
“挂钟哗啦一声坠在了地上，接着皮带、棍棒、拳头、皮靴一齐落在我的身上。我模模糊糊地听见一片乱糟糟的口号声：
“‘打死这条毒蛇！’
“‘让她和她那个当空军的死鬼，一块做伴去吧！’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文化大革命万岁！’
“声音越来越微弱，最后变成耳畔的一缕游丝——我昏厥了。
“当我恢复了知觉，我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只当是自己做了一场噩梦。睁眼看看，头上有一盏吊灯，周围的墙壁雪白，用手摸摸自己的脸，摸到的却是一层绷带。噢！这儿是医院，原来这一切都不是梦，而是严酷的现实。
“这时我才感到浑身疼痛。想喊，喊不出话，想叫，叫不出声。是谁把我送到医院来的呢？革命小将绝不会对我施以仁政的，我想来想去，想到了老朱，也许是他突然从天而降，把我送到医院来的。叶涛，后来我才知道送我来医院的不是他，而是我的一个邻居，他是个蹬平板三轮的工人，他女儿是我教过的学生，现在，就在这座小医院里当护士。爷俩趁夜静更深之际，把我拖上了平板车……
“‘老师，市内您有亲戚吗？’她询问我。
“‘在南方。’我艰难地回答她。
“‘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她很着急。
“我默默地听着。
“‘哎！老师，过去不是有个汽车司机常到您家里来吗？他是您什么人？’
“‘……’我该怎么回答呢！
“‘您说话呀！’她焦急地说，‘您知道那些没心肝的东西还在各处寻找您哪！您要找个破庙躲躲这阵风雨呀！’她看我还是迟迟疑疑地没有答话，焦急地说，‘本来医院应当是个避风港，可是昨天来了几个红卫兵，硬是把两个重伤号拖出去了，医生上前阻拦，挨了两记耳光。这年头，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我怕您也被……’
“叶涛，说实在的，当时我寻死的心都有了，但死要死在明处，绝不能连累这个善心的姑娘和她的爸爸。我挣扎着，用胳膊支撑起疼痛的身子说：‘谢谢你们父女，我请求你们把我送回家吧！’
“‘家？’
“我点点头。
“‘老师，您的家被查封了。’
“我一下倒在了病床上。叶涛，当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我自己才好。如果小飞在我身旁，我还有一条生活拐棍，她飞走了，飞到了云南，偌大的北京城，只有我自己，哪座孤坟才能收留我这个野鬼呢？越想心里越难受，滴滴眼泪顺眼角流淌在纱布上。
“‘老师，您别难过，不行的话，就把您藏太平间里去，不过那儿排满了死尸，味儿……’她眼圈红了。
“‘不。你去××报社的建筑工地，找一个叫朱雨顺的同志吧！’我再次强打精神，支撑起伤痛的身子对她说：‘他是那儿的看料员，你告诉他我在医院，看他能不能抽出点时间来医院一趟。’
“‘我这就去！’
“‘你停一下。’
“‘老师，还有什么说的？’
“‘这……不太合适，你……别……去了。’我的理智突然复活了，这不是等于把病菌传染给老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