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事情的源头，都是因为那一支神秘的进山队伍。
那是1969年十月，据我姥爷说，那年的兴安岭，冬天来的格外的早。
刚刚十月份就已经天寒地冻，呼啸的北风裹着鹅毛大的雪花，铺天盖地地席卷来，像刀子，像冰锥，刮的人心寒，扎的人肉疼。
可是就在这种天寒地冻鬼呲牙的时候，兴安岭的屯子里，忽然来了一支队伍。
那些人全部都是正规军的打扮，一个个都扛着枪，脸上都结了一层冰碴子，透着跟死人一样的青白色。
这些人一进屯子，就急着找向导，要顶着白毛风进山。
这种时候钻老林子，就是熊瞎子也不可能活着出来，村里的老猎户自然不肯。
可是这支队伍很执着，坚持要这时候找向导进山，一刻也不耽搁。
这当口，是个脑子正常的就不会冒这个头，可是偏偏就有不正常的。
那时候我爸是屯子里的唯一的下乡知青，革命热情无比高涨。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当兵，一见队伍就像见到了亲人，死活非要当这个向导。
我妈和我姥爷紧拦慢拦，可就是挡不住我爸那一颗热腾腾的红心，最后没办法，只能放任他去了。
可是我妈放心不下我爸，就也跟着去了。
姥爷是兴安岭出了名的猎人，我妈从小跟着姥爷，进了大山，就跟进了自己家似的，有她在，至少能保证我爸的安全。
所以，姥爷也就放任他们去了。
那天下午，两人顶着白毛风，就带着那支神秘的队伍钻了兴安岭的老林子。
那一晚上，雪下的特别大，到了后半夜，风夹着雪片从山口吹出来，就像
一只受了惊的野兽，狂吼着，怒号着。
那种天气，姥爷尽管担心，但也不敢冒雪进山。更何况，家里还有一个不足周岁的我。
后来的半个月，鹅毛大雪一直没停，算是彻底把山给封了。
本来只要做三天向导的爸妈，却再也没有回来，就这么失踪在了兴安岭
的老林子里。
虽然明知道我爸妈他们已经凶多吉少，但是姥爷始终就没有放弃过。每年
他都会钻一次老林子，去莽莽的兴安岭，去寻找那支神秘队伍的行踪，可是每年都没有结果。
我记得姥爷去的最久的一次，是我六岁那年，姥爷整整去了两个月，两个月的时间里，一点音讯也没有。要不是村子里的乡亲照顾，我恐怕那个时候就已经饿死了。
就在所有人以为姥爷也遭遇了意外的时候，他却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浑
破烂，满身的污垢，一双眼睛直愣愣地，连弯都不打，就像是从坟里钻出来的死
人一样。
姥爷回来之后，什么也没说，也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是从那次之后，他就再也没钻过老林子了。
不到一年时间，姥爷就托朋友肇四爷，把我送到了城里读书。
那年暑假的时候，我回到姥爷那里。我莫名其妙地被他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并罚我在小木屋外面跪了整整一夜。
那一晚上，风吼声，狼叫声，几乎把我这么一个八岁的小孩子吓疯。
第二天姥爷就让肇四爷重新把我接了回去，并告诉我，只要他一天不死，
我就一天不能再回兴安岭一步。
我那个时候还小，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那一夜的狼嚎给我留下的太深了，
以至于每当动回去的念头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一晚上的惩罚。
我就这样一个人在城市里上学，读书，直到毕业之后在肇四爷的引领下，进
了古玩圈子。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最终将身家定在北京，在潘家园开起了一个小小的古玩
铺子。
这么多年来，姥爷每个月都会托肇四爷给我带话。后来生活好了，就打电话。
但是除了我的身体，其他的一概不问。
直到有一天晚上，姥爷给我挂了一通特殊的电话——让我回老家。
那一天，带着疑惑，当夜就收拾东西回到了兴安岭。
我坐了小三十个小时的绿皮，才到了加格达奇，然后倒汽车，直到第四天，我才回到了兴安岭的那座小木屋。
五月的兴安岭没有北京那么燥热，甚至还有一丝凉意。
三十年过去了，姥爷依然固守着这么一座小木屋。我几次要接他到北京和我一起住，他都没答应。
其实姥爷的圈子并不窄，从根儿上讲，我能进古玩行，还是他拜托了朋友的照顾。不然就凭我自己，很难这么快在这个圈子里立足。
晚上姥爷给我炖了野狍子肉，喷香扑鼻。我吃的满头大汗。可是姥爷一块肉也没动，只是闷头抽烟，有一口没一口地灌着他那自酿的烈酒。
我看姥爷的脸色有些不对，就问：“爷，您这次把我叫回来，有什么急事啊。”
他虽然是我姥爷，但我从小喊爷喊惯了。
姥爷盘在炕上，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良久之后，才从怀里掏出一个半个拳头大小的青铜铃铛。
那个铃铛整个都被绿色的铜锈包裹着，上面隐约还能看到几个残存的文字。
我是玩古玩的，看着这个青铜铃铛看了半天，也没看出它是什么朝代的物件。
我用询问的眼前看向姥爷：“爷，这个是？”
姥爷端起木杯灌了一大口烈酒，随即眯起眼睛，像是在回忆一段遥远的往事：“这是我的拜把子兄弟，老疤头给你留下来的。”
我一听是给我留下来的，就更好奇了：“留给我的？额，老疤头是谁？”